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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异地办学”禁令来了！高校扩张“出口”在哪儿( 二 )


与其异地办校区 ， 不如在本地另起炉灶自办大学 ， 成为很多人的呼声 。
正因如此 ， 政府才做出了“严格禁止异地办学”的强干预 。
从规模扩张到内涵建设
这并不是教育部首次颁布异地办学禁令 。
事实上 ， 2019年教育部便对异地办学“不鼓励”“不支持” 。
此次禁令 ， 相比从前有所升级 ， 如“不审批设立跨省异地校区”“省内异地校区严控数量”“对于现存的高校异地校区逐步清理规范”等 。
在浙江大学北京研究院副院长林成华看来 ， 异地办学应从不同阶段、不同类型两个维度解读 ，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我国高等教育扩张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 。
第一次是上世纪50年代末的教育“升级” ， 几年间我国高校数量由200多所上升为1000多所；第二次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 ， 为了应对“文革”后产生的人才断层 ， 我国在三年之内新增了300所大学 。 第三次是1999年后 ， 为了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 ， 依托名校办民校成为一种潮流 ， 短短几年办起了近400所独立学院；与此同时 ， 2000年以来 ， 各地各高校异地建研究院、研究生院、分校区等 。
在第三次规模扩张中 ， 重点高校是最大受益者 。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别敦荣指出 ， 当下 ， 真正有规模扩张需求的并不是“双一流”高校 ， 它们在前期已基本完成了规模扩张 ， 加强内涵建设是这一阶段的要务 。
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 ， 接纳更多新生源的应是高职院校、普通本科院校 。 “相比前者 ， 它们更有规模扩张的理由 。 ”
在西部高教大幅落后的情况下 ， “东建”“南下”本是西部高校寻求发展、突破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之一 。
然而 ， “禁令下达后 ， 已‘东建’‘南下’办学的高校面临尴尬的局面 ， 何去何从不仅将影响到异地已办起来的校区 ， 还将深刻影响整个大学办学” 。 别敦荣说 。
“禁止异地办学的同时 ， 应给予西部高校比市场调控更大的优惠政策 。 ”别敦荣以西安交通大学创新港为例 ， 若没有国务院相关部门、国家部委在土地、资金、编制等方面的大力支持 ， 仅凭陕西省政府、西安市政府和西安交通大学三方力量难以在短期内将其建成 。
令人欣喜的是 ， 相比较前两次计划经济下的布局 ， 第三次高校规模扩张的布局多了市场和地方政府的力量 。
“政府应当学会用市场和政策杠杆来调节高校办学 ， 为高校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更优越的发展环境 。 ”别敦荣说 。
林成华提醒道 ， 以市场为导向的办学 ， 如民办院校 ， 要允许它们大胆探索市场化办学道路 。
如企业员工进修 ， 异地开设教学点可以就地满足他们学历提升的需求 。 “相比一律予以禁止 ， 应是更好的选项 。 ”
“要实现高等教育的整体进步和生态优化 ， 要使民办和公办相互刺激 ， 实现二者的共生与共赢 。 ”林成华补充道 。
研究院成为“出口”
周光礼指出 ， 从此次发布的禁令来看 ， 阻止西部高校出走是第一步 ， 不再异地兴办本科教育是主旨 。
“未来也不排除政府会采取更严厉的做法 。 ”周光礼表示 。 对于已经选择了异地布局的高校如何实现合理“收缩”？在他看来 ， 方法有二：第一种相对温和 ， 此前存在的异地校区平稳过渡 。
第二种相对严厉 ， 此前存在的异地校区整顿清理 。 比如 ， 让异地分校或校区与本部脱钩 ， 成为一所独立的院校 ， 其过程类似独立学院转设 。
别敦荣告诉《中国科学报》 ， 国家虽然鼓励高校去西部地区开展中外合作办学 ， 但是中外合作办学主要受市场主导 ， 真正去往西部地区的高校较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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