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起源于两河流域 两河文明是哪两河流域( 二 )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 , 战争的爆发使两河流域的考古工作重心从南部转移到了北部 , 尤其是21世纪以来 , 经过20多年材料的积累 , 两河流域北部文明化进程研究取得一系列突破性进展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有两个方面 。一是喀布尔河上游布拉克遗址周边的调查 , 学者们结合遥感技术重建了该地区长时段的聚落演变过程 。结果显示该地区在公元前五千纪末到四千纪初就开始了城市化 , 早于两河流域南部 , 其城市化路线与南部也不同 , 在没有灌溉农业的基础上 , 由分散的聚落向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经济中心汇集 。到公元前四千纪上半叶 , 已形成面积达130万平方米的都市 。二是底格里斯河上游的高拉遗址和幼发拉底河上游的阿斯兰丘没有经过城市化 , 依然形成了类似国家的高度复杂的集权中心 。
面对两河流域南部和北部国家形成道路的多样性 , 罗马第一大学、阿斯兰丘的领队弗伦基潘教授于2018年提出两河流域国家出现的四个标志:国家机构创造财富;出现官僚阶层(统治者将权力赋予官僚阶层 , 以其名义管理社会 , 形成垂直的、自上而下的管理体系);权力及其运行方式高度制度化;权力世俗化 , 王权高于神权 , 或王权已从神权中分离 。她对国家权力及其运行方式的强调 , 受到其主持发掘和研究的阿斯兰丘材料的影响 。该遗址位于土耳其东部、幼发拉底河上游的马拉蒂亚平原 , 高30多米 , 面积约4.5万平方米 。到公元前四千纪上半叶 , 遗址范围遍布土丘 , 除平民区和贵族居址 , 出现建在巨石基座上的三分式神庙 。神庙的中殿面积约130平方米 , 内有大量成批生产的陶碗 , 侧厅也堆放大量陶碗和印纹块 , 推测在神庙内进行日常的食物和劳动力再分配 。到公元前四千纪下半叶 , 遗址规模达到顶峰 。神庙被废弃 , 出现面积达4000多平方米的大型宫殿 。内有小型神庙、储藏室、庭院、走廊、行政管理场所和贵族居室等 , 不见平民区 。堆积中发现5000多件印纹块 , 绝大部分被有意埋藏在A206号坑中 , 成为记录该遗址食物储藏和消费情况的珍贵“档案” 。与印纹块一起出土的还有大量陶罐、陶碗和绵羊骨骼等 。储藏室A340中发现175件印纹块 , 均遗落在开封的容器边 , 上面有30种图案 , 说明该房间内曾进行程序复杂的大规模食物分配活动 。储藏室的门锁被印纹块封印 , 表明储藏制度之严密 。III号房间出土了制作精良的砷红铜短剑、长矛头等 , 房间入口有铜制门插销 , 表现出统治者对军事权力的集中掌控 。以上均说明该遗址存在复杂的官僚体系和强有力的集权经济和政治 。但或因未经城市化的积累 , 其政体极不稳定 , 达到高峰后很快走向崩溃 。
纵观两河流域考古发掘、研究历程 , 不难看出 , 随着新发现的考古材料不断增加 , 尤其是将南北部差异纳入视野 , 考古学家们勾勒出该地区文明起源不同的发展路径 , 也揭示了世界文明化进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这也启示我们 , 世界各地文明初兴时 , 面貌千差万别 , 很难用统一的“要素”认定或排除 , 而是应该立足各自考古发掘和相关材料 , 探索描绘其起源、形成、发展的不同历程与独特图景 。
(作者:马欢欢 , 系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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