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图灵奖得主:中国应该重视本科教育质量 而不是研究经费和论文数( 二 )


但4年后,我再次面对这些中国学生时,却发现康奈尔大学的学生已经超过了他们 。这意味着中国的大学教育并不成功 。
过去20年里,中国的父母意识到他们的孩子需要大学文凭才能找到好工作 。于是,大学生数量急剧增加,大学教师也从30万增加到100万 。而问题是,你们是从哪里找到这么多教员的?
有相当多的中国学生到美国高校攻读博士学位,其中很多人更愿意留在美国 。
我认为原因在于,中国的高校不能提供他们想要的环境,筹集研究经费和发表论文的压力太大,很多年轻教员不得不为资深教师工作 。这不是一个教育学生或者做基础研究的良好环境 。
在上海交大,我负责招聘计算机科学的教师 。我无法改变整个学校的环境,但学校愿意为我招聘来的教师提供较为宽松的环境 。结果也很好,我已经从美国招回了20名教员,我们很快还会再招10人左右 。
如果我们的使命是培养下一代的人才,那么我们聘用教员时,他们已经做出了哪些研究成果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更希望这个人可以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保持活跃 。所以我们要寻找的是有创造力的人,他要能不断学习、保持活跃 。
在中国,评价高校教师和校长的标准应该改变 。对于高校,提高学校的国际排名是一个错误的目标,因为这些排名都是基于研究经费和论文数量的 。我们应该用本科教育质量来评价高校,而不是研究经费的多少和发表论文的数量 。
在中国,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变化,我相信中国的高校将会快速发展 。
大学应专注教育和基础研究
而不是应用研究
美国的大学和中国的大学还有一个不同之处 。美国有足够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因此如果我们需要开展应用研究来实现某个具体的社会目标,公司和研究机构可以雇到人才,来进行应用研究 。而大学是不参与应用研究的 。
大学应该专注于教育和基础研究 。例如,斯坦福大学在上世纪70年代建立了斯坦福研究所,把应用研究从学校转移到了这个独立的机构中 。出于同样的目的,麻省理工学院建立了林肯实验室 。
但在中国,高校仍然需要为应用研究提供帮助 。许多资深教师都积极参与其中 。问题是,应用研究可能干扰教育 。
如果一名导师在指导学生的同时也在开公司,那么当学生面临着做基础研究还是为公司工作的选择时,导师很可能会要求他们为公司工作 。这是一种不应当被允许的利益冲突 。
中国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可能需要10到20年才能作出改变 。当中国培养了足够多的人才时,应用研究就应该搬出大学 。
在美国,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资助基础研究,不是因为它们希望完成一个特定的研究项目,而是因为它们希望被资助的教师能培养出下一代的人才 。教师们可以研究任何他们感兴趣的课题 。事实上,这是美国做过的最好的投资之一 。
我们在许许多多的随机方向上进行研究,偶尔在某个方向上,会有人做出足以创造一个全新行业的成果,从而为社会提供数百万的工作岗位,以及数十亿美元的经济回报 。
大学专业招生应考虑社会需求
在上海交大,我担任John Hopcroft计算机科学中心的主任 。这个中心没有学生,它负责为计算机科学系和其他相关项目聘用教师 。我们已经使教学质量大幅提高,很多毕业生已经去美国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我希望在最后,我们可以提升整个上海交大计算机科学系的水平 。
这些精英班的教学水平是和美国顶尖大学相当的,它们正在培养出世界级水平的学生 。但是,每个这样的班级通常只有25到30名学生,所以这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中国必须拓展精英班,最终提高对所有学生的教学水平 。中国有这么多有才华的学生,如果能把精英班扩大到所有人,中国的大学将跻身世界顶尖高校之列 。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