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晗为自己准备了“定时手机盒”——那是一个长约20厘米的浅蓝色盒子，把手机装入后设定时间，规定时间前无法取出，以控制自己手机使用的时间。李子则选择了更直接的方式：把手机设置成黑白色——单调的色彩能够控制自己持续浏览的欲望。
豆瓣“反技术依赖小组”聚集了16000多名想要和算法“过招”的年轻人。他们的手机里只下载通讯类App，看视频和购物选择网页版，随身携带现金，以期逃离算法，重新找回生活的主动权。一位小组成员在帖子“对抗技术入侵的一次尝试”中写道：“离开智能手机解放了我的时间和注意力，而过多时间被解放，必定伴随着无聊……因为无聊，我有时间写下这篇文章，也更多地关注起世界的可爱。”
无论是社会的舆论还是年轻人的对抗，指向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如何规范使用大数据、算法技术，才能让其在有限的边界内，更好地为人服务。
11月1日起实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赋予了个人对其信息控制的相关权利，规定了信息处理者的职责和义务，明确了相关法律责任。但在现实生活中，基于各网络平台的强势地位及用户的不自觉被“驯化”，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各项要求和规定如何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全面贯彻和实施仍待进一步研究。
孙萍说：“目前社会已经出现了对于算法很多层面的‘感知不适’，例如隐私泄露、大数据杀熟等。虽然政策面已有动作，但仍未能有效触及算法普遍场景化的诸多问题。想要引导算法合理发展，应该树立社会层面的算法伦理规范，创立算法应用的普遍准则和伦理规则，这样才能做到人机互动的‘共益’和技术的普惠。”
翟秀凤认为，应尝试对算法运行和发挥作用的过程进行“黑箱解码”，以便公众知情和部门监督。此外，还应建立用于算法评估的权威第三方评价体系。“可综合法学、新闻传播学、政治学、信息技术等跨学科专家的意见，对平台开发算法的商业初衷和运用算法的后果进行综合评价，要求平台基于公共价值对算法予以优化的同时，也为有关部门开展监管提供可行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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