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媒体采访人员 黄玲玲
1981年，在河北沧州吴桥——中国杂技之乡，一个朝气蓬勃的少年踏上了高考之路，这是恢复高考的第五年。
那时录取率不高，考上大学是件非常难得的事情。在填写志愿的那一刻，在母亲的期待中，在老师的鼓励下，孙增涛毅然选择了河北医学院（现河北医科大学），从此便与中医结下了不解之缘。及至后来，他从一名普通的医生成长为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院长，成为天津中医药大学一位教授。作为老师，他耕耘杏林，孕育天下桃李；作为医生，他不负一身白衣，扑在一线救死扶伤。
缘起：疗君亲之疾
与中医的缘分其实起于更早之前。小时候孙增涛母亲身受风湿性心脏病所累，痛苦不已。邻居中有位从北京过来的老中医，说着一口流利的京片子，总是被他请来给母亲治病。从那时起，中医便不经意间在他心中埋下了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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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孙增涛报考的那年，河北医学院全院仅招收500余人，其中中医招收学生120多人。这120人中仅有20多人的第一志愿是中医，他就是其中之一，其余均是从西医专业转来的学生。可见那时中医人才的珍贵。
毕业后，因父母身体不太好，孙增涛想在身边照顾，便如愿被分配到了吴桥县医院。等父母身体好一些后，上进的孙增涛又考上了天津中医药大学，誉满津沽的全国名老中医董国立正是他的硕士生导师。董老创建了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肺病科，他总结出治疗肺病的“八法八方”，治肝病“四方四法”尤为有名。孙增涛受到老师影响颇深，后也投身呼吸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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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增涛教授
坚定：以恩师为榜样 以临床为“家”
读博后，孙增涛拜师张伯礼院士，因为孙增涛对呼吸学科很感兴趣，张院士还将他推荐给了国医大师晁恩祥，两位恩师一起带这位小徒弟。“他们一直将中医事业视为己任，不断努力将中医药融入国家大健康战略中，可以说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医，这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念及恩师，他眼中都是钦佩。
在国家出现困难时，两位恩师敢于站出来，铁肩担道义，为国分忧，更为孙增涛树立了一个绝佳的榜样。在点滴的工作中，他们也倾囊相授。晁老说：“临床是一切经验的源头，犹如活水。你必须亲自去实践，在临床中积累经验。”于是，孙增涛夜以继日地泡在医院病房中，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又针对感冒后咳嗽与咳嗽变异性哮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当SARS来临时，张伯礼院士说：“第一手资料必须由我们自己来收集。”危难时刻，他主动请缨，在天津“非典”定点医院——海河医院组建了一个整建制的海河医疗队，建立了全国第一个中医病区，应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救治患者。时任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的孙增涛正是这支医疗队的队长。
那时防护设备简陋，口罩还是两层纱布那种材质的。戴二个口罩在病房里憋气，出病房后才能松口气。“比新冠肺炎恐怖多了，那真是一场遭遇战。”谈起彼时经历的那段难忘的记忆，他仍心有余悸。
这场遭遇战一开始便给了孙增涛重重一击。“我的硕士辅助导师裴鸿烈老师，身体非常健康，刚退休又被召回医疗队，却因感染SARS去世了。他是天津第一个去世的主任医师。”队员们都为此震惊不已，他们带着悲痛继续努力抗疫。最终，在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下，天津的整个非典疫情仅持续了27天就被扑灭。二附院中医医疗队还获得了当时卫生部颁发的抗疫先进集体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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