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延楷将军故居图片蔡延楷个人资料及照片( 三 ) _生活百科

这个态度至关重要，那就是红军跟19路军形成事实上的盟友关系，同进退、共荣辱。
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红军总兵力大约10万人，19路军兵变之后，也扩张到了8个师，人数也在10万上下。
加上蔡廷锴等人有经济后盾，又有海路之便，扩军水到渠成，有极大的发展空间。
如果红军说到做到，老蒋肯定会非常被动，打压福建事变就会假以时日，不能速战速决。
一旦这样，桂系、川系、冯玉祥、阎锡山就可能联合反蒋，老蒋倒台不是没有可能。
那么，红军为何没有主动出击？这表面上看，是博古态度决定，其实跟莫斯科也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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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队伍
（五）莫斯科：蔡廷锴靠不住！
其实，在跟彭德怀联系之前，即1933年6月，蔡廷锴就让人跟我方联系过，但是被莫斯科泼了冷水。
1933年1月，我方公布《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表示可以“与任何武装力量订立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侵略” 。
19路军不想打红军，这一来正合蔡廷锴等人的意思，他们先后派出了梅龚彬等人几次赴上海，试图与我方取得联系。
然而，莫斯科觉得19路军不靠谱，他们在给莫斯科驻华代表、上海远东局书记埃韦特的指示中，明确指示“不可以同第19路军司令进行任何谈判”，只有“当他真正开始与蒋军和日本人进行斗争时，才有可能建立统一战线”，并提醒说，贸然谈判的话，会误入对方的“陷阱。”
莫斯科的态度非常关键，直接影响了我方对19路军的态度。
当时上海的负责人执行了莫斯科的指示，对我方和19路军谈判设了前提，即让他们必须先公开反蒋，然后才能谈。
这时候的蔡廷锴，还不想跟老蒋公开决裂，只是想保存实力。
这一来，让对方觉得我方没有诚意，因此双方的谈判没有得到发展。
莫斯科来的军事总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也认为，蔡廷锴曾经参加南昌起义，已经背叛过革命；现在倒蒋是权宜之计，“是一个不可靠的家伙”，“为争取他成为抗日反蒋的盟友，必须向他显示一下我们的实力”，“先打后谈” 。
换言之，就是将其打得心服口服，然后用实力来迫使蔡廷锴等同意结盟。
这样做似乎也无可厚非，但显然会增加红军的伤亡，不如刚开始就进行实质性接触，凡事要循序渐进，即使他不公开反蒋，在进攻红军的时候枪口向上磨洋工，有什么不好？
张学良和杨虎城在没有发动西安事变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干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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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
尽管从博古和远东局的报告中清楚地知道了双方签订的协定内容，以及19路军面临的处境，莫斯科还是要求通过“非正式的谈判，利用各种手段迷惑它，同时作出努力，从内部瓦解它” 。
施特恩也认为：“蔡（廷锴）反蒋不过是军阀之间的一般斗争，我们应该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斗争来加强我们自己在内战的地位。”
概括地说，上面的意思是不与19路军同生死共进退，而是不积极参与，坐看风云变化。
这对于给我方对19路军的政策定出了基调，那就是道义支持，不采取实际行动支持；在老蒋进攻19路军时，红军不应该卷入。
（六）博古：冷处理
既然莫斯科对待19路军是这样的方针，一向严格执行上级方针的博古的态度就不难推测了。
1933年10月上旬，19路军秘书长徐名鸿作为全权代表，在陈公培陪同下赴瑞金正式谈判的时候，博古没有了原来的热情，态度出现微妙的变化，甚至说自己没时间，没有接见19路军代表。
事实上，徐名鸿仅会见了主席和朱德等领导人，始终没有见到当时的当家人博古。
如此重大事宜，博古没有出面，足见其立场动摇了。
这就预示着，协定中的许多条款，无法付诸实施。
（七）兵变失败，错失良机
老蒋勃然大怒，立即调兵遣将进行“讨逆”，一下子从“围剿”苏区的北路军中抽走了11个师，杀气腾腾讨伐19路军。
如此一来，苏区受到的军事压力顿时减轻，红军处境发生根本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