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延楷将军故居图片蔡延楷个人资料及照片( 二 ) _生活百科

但是李济深只是福建事变的第二推手，第一推手应该是陈铭枢。
陈铭枢是19路军创始人，蒋桂战争时就紧跟老蒋，中原大战也站在老蒋一边，两人产生分歧也源于一·二八淞沪抗战。
面对日军入侵，身为淞沪警备司令陈铭枢，给蔡廷锴下达了反击日军的命令。
因此被老蒋免去职务，到了法国。
当时的陈铭枢才四十出头，不甘心被边缘化，而且他具有正义感，对老蒋的假抗日、真独裁、打内战行为深恶痛绝，这才回国策划了“福建事变” 。
无论是谁，出于什么目的发动兵变，对红军来说都是一大利好，这将大大减轻红军面临的压力。
而且处理得当，将完全改变红军处境，让我军发展壮大。
可是，红军事实上却仅仅停留在口头支持，没有付诸行动，导致19路军被打压，老蒋很快腾出手来对付红军，以至于红军不得不进行长征。
那么，福建事变中，红军的具体方针是什么？谁负责制定的？
（三）主席、朱德主张和19路军“结盟”
福建事变发生后，主席、朱德、周公等人态度是明确的，那就是抓住这一难得历史机遇，和19路军合作。
在福建事变之前，主席等人就是这样的主张，因此才促成了福建事变发生。
1933年7到8月间，彭德怀、滕代远指挥以红三军团为基干组成的东方军在闽西大败19路军，吃掉了其三个团。
九月间，彭德怀又在闽北击败19路军主力，使19路军遭到参加内战以来最沉重的打击。
在血的教训面前，19路军领导人警醒了，他们明白再跟红军打下去，全部家当就没了。
他们终于意识到，这是死路一条，与其那样还不如联合红军，反蒋抗日。
1933年3月22日，蔡廷锴委托陈公培为全权代表，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和密码本去红军东方军指挥部所在地王台，见到了彭德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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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公培
陈公培是我党早期成员，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脱党，但依旧同情支持革命。
陈公培秘密会见彭德怀和滕代远，表明19路军反蒋抗日的意向。
10月间，19路军及福建省政府全权代表、19路军秘书长徐名鸿到达瑞金，受到主席和项英和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公的亲切接见。
红军决定由周公主持谈判工作，并派苏区宣传部部长潘汉年为全权代表与徐名鸿直接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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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名鸿
在项英、周公和主席、朱德等人的积极关注和支持下，双方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秘密签订了协定。
协定的核心内容是，双方联手对付老蒋。
具体细则是：
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划定临时军事分界线；
双方进行贸易往来，加强经济合作；
福建方面立即释放在押犯人，福建境内革命组织合法化。
可以说，协定的签订让蔡廷锴等人吃了一颗定心丸，有了红军这个坚强后盾，他们就敢于放手干，跟老蒋摊牌。
（四）博古赞成与19路军合作
尽管协定是毛、朱、周等人促成的，但是这跟博古的态度有很大关系。
或者说谈判和签订协议，没有博古的首肯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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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
1932年宁都会议之后，主席就失去了对红军的指挥权。1933年春，主席又被边缘化。
福建事变期间，主席的职务是苏维埃中执委主席，但这个中执委下面还有一个行政机关，才是具体管全国政务的机关。所以，执委主席一个是虚职。
事实上，博古对与19路军谈判非常重视，在发给彭德怀等的电报中，博古提出谈判的具体内容：“停止军事进攻与经济封锁”、释放犯人、发表“反日及反蒋”宣言等。
由此可见，我方对实现停战的要求跟主席的想法是一致的。
博古甚至提出，不给谈判设置前提，只要能达到停战目的就是胜利，其他方面尽力争取，谈到哪算哪。
在得知19路军接受了我方停止进攻苏区、释放革命人士、取消经济封锁、双方划定疆界，并为条约保密等意见后，领导层很振奋，致电指示：我们不仅对19路军反日反蒋“不妨碍并予以便利”，而且“应声明在（蒋军）进扰游击区域时，红军准备全力援助19路军作战，在反蒋战斗中，可与19路军做军事之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