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属兔2023本命年能结婚吗 99年兔本命年几月结婚最好( 三 )


二、农村婚姻开销追赶城市,双重涨价带来恶性循环
男多女少、僧多粥少是形成光棍群体的客观原因 。但我们应该进一步考察,那些无人问津的光棍究竟是什么人?他们为何娶不到老婆?尽管主流话语里充斥着对婚姻浪漫化的表述,强调爱情、缘分、外貌等,但在中国农村,男性的经济基础仍然是决定婚姻的首要条件 。
在媒体报道过的农村光棍群体中,大多都是 贫困山区的案例 。比如2007年《南方周末》报道的贵州牌坊村,村中282条光棍占男性1/5,全村几乎都是山地,田地占不到2%,2006年人均纯收入只有800多元 。而《半月谈》报道过的陕西榆林米脂县的几个村庄,大多是扶贫重点村,“一家人一年也挣不下两三千元,而找一个媳妇至少要两三万元,许多人家都找不起” 。
一方面,尽管农民年收入的绝对数值在几十年间大幅增长,但是婚姻开销的增长速度更快,考察几十年间婚姻开销所占农民年收入的比值让人吃惊 。费孝通1936年曾在江村做过婚事费用的估计,大约需500元,“这个数字相当于一个家庭一年的开支”。到了1990年代初,李银河曾考察中国一贫一富两个村庄,山西沁县南山头村人均年收入332元,结婚费用3000元左右,浙东余姚南阳村人均年收入2000元,结婚费用在1.5-2万之间 。尽管绝对数额差异很大,但所占比例却差不多,都是一个农民10年的收入 。而在孙淑敏2000年初对甘肃秦安赵村的研究中,1990 年代后期结婚彩礼的平均开销已达15000左右,作为贫困县山区村庄,当时赵村村民的人均年收入才700多元,结婚开销相当于一个村民 20多年的收入 。
另一方面,随着人口流动的频繁与婚姻市场的扩大,我们可以看到越是贫困的地区,婚姻开销所占农民年收入的比重越高 。米脂村郝家坪村的在新闻报说,“我们村靠近路边,条件还算可以的,比我们更偏的地方条件更差,我们这里娶的媳妇不少都是那些地方的,而那些地方的男人娶老婆就更难,花费更高,娶老婆无异于买老婆” 。
这其中存在农村地区的两个恶性循环 。首先,贫穷导致光棍 。在越是贫困的地区,女性更愿意离开村庄,导致原本性别比就很高的农村,女性更少 。而一旦女性去了更富裕的地区,就再也看不上原先村里的男性了,因为他们实在太穷了 。另一方面,正是因为贫穷,女性更加迫切地希望通过婚姻来改变拮据的生活状态,因此进一步抬高了婚嫁的费用 。其次,光棍导致更加贫穷 。在缺乏家庭动力与人生目标的情况下,有的光棍会沉迷于吸烟、喝酒、、等,逐渐荒废农田,变得更加消极和贫穷 。遗憾的是,在一些学者与媒体的解读与农民的理解中,光棍之所以找不到老婆是因为他们自身“文化水平低”,“思想”以及“没有缘分”等,这是本末倒置的说法,也是典型的“责备受害者” (Ryan1971) 。
第二种恶性循环是结不起婚-光棍-必须付更多的钱才能结婚 。费孝通曾在《江村经济》中曾提到,当农村工业不景气的时候,晚婚和“小媳妇”制度便产生了 。而当童养媳被,男性又无力借贷并偿还婚礼钱的时候,无限的晚婚就会造成一大批单身汉 。而一旦单身汉过了适婚年龄,当他们想娶老婆的时候就要补偿更高的代价 。并且,很多单身汉面临的不仅是年纪大的问题,很多情况下也面临教育水平低、无固定职业、身体缺陷、嗜好、家乡偏远等问题,这时他们唯有出更多的钱才有可能娶到媳妇,以补偿女方受到的“损失” 。这对贫穷的农村单身汉来说成为无解的题目 。
我们应该注意到,婚姻开销上升并非只局限在农村,也并非孤立的,而是在整个去集体化和经济全面市场化的背景下产生的现象 。刘燕舞通过分析河南、湖南与贵州豫湘黔三个村落时发现,经济因素对光棍形成的作用是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凸显的,另一位学者徐安琪通过分析上海与哈尔滨两地五十年间择偶标准的变迁也得出了1980年代以后经济取向越来越重要的相似结论 。
集体经济时代致力于消除城乡差别、体脑差别与工农差别,无论是农村的工分制度下,还是城市的国企体制中,个人收入之间的差别并不大,因此对婚姻的物质要求并不高,而对个人成分因素有时更为看重 。而在去集体化之后,在市场经济个人利益驱动与物质思想的影响下,个人的贫富差距拉开,对婚姻的物质要求才不断攀升,甚至有“婚姻商品化”的趋势,这才是老乡“娶老婆等于买老婆”背后深层次的含义 。阎云翔在调查黑龙江下岬村时发现,1980 年代中期开始,当地彩礼逐渐由实物变成现金(当地称“干折”),对彩礼的要求变得更加“高档现代”,“单子上甚至包括像沙发这种刚刚在乡行开来的城市家具 。有些要求,比如4套高档床上用品,完全超过了新婚夫妇的实际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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