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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之治是哪个皇帝 贞观之治是哪个皇上(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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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自从太宗当了首相和最高统帅之后，对先前的无师、不学深自后悔，因此招致学者，利用公暇力学补救 。因为他深深知道，事业开创了还要守得住（这是本书多次讨论到“守创孰难”此命题的原因），马上打天下却不可以马上治天下，守成与文治的完成，实是大学问，不能靠武力和一时的勇气计略来达成 。
东突厥颉利和突利两可汗，在太宗即位不久，突然统兵二十万围袭长安，逼使太宗订下“渭水之盟” 。对好胜的太宗来说，不啻是生平之耻，成为他发愤图强的动机之一 。
但是就整个发愤向善的过程来看，外在因素终究不如内在因素来得强 。太宗的学识日渐增长，一方面足以使他了解前非，产生改过向善之决心 。另一方面则是正面的，太宗本来志气即极高，又基于弥补既往之失的意识，因此决志学习去做一个圣君——要做一个超越近代（指秦汉以来）所有君主、可上比美尧舜的圣君（参第一五二条，他要上比尧舜的言论颇多，不赘引） 。
基于这种决心和认识，太宗略微收敛了自己过分沛盛的英武之气，兢兢克己，以新的形象展现出来 。
他决意以德治仁政为国策，施政以人民为本，优先内政诸问题 。在政治上，他建立了良好的决策制度和谏诤制度，以适度制衡君权，格君之非；整顿了政府组织与编制，实行责任政治 。
在人事行政方面，他以人才主义为基础，选拔真正的贤能之士，各以其才来任用，并让他们有充分发挥才干的机会；这些人或来自秦王府系统，或来自原先的中立派，如李靖、李世勣、萧瑀、陈叔达等，或来自原先的敌对派，如魏征、王珪、韦挺、薛万彻等 。
他们之间的人格交往是以诚为本，政治行为则是以法为本；太宗克制自己，努力效法圣君，而同时也要求臣僚为圣贤之臣（这方面的言论颇多，参第八十五条或可管窥全体） 。
最难得的是，君臣双方对此远大的抱负，大体上都能始终贯彻，互相勉励，秉持着忧患意识，惟恐不达 。
在社会经济方面，鉴于大乱之后，百业凋残，太宗抱着“以民为心”的原则，全力发展民生经济，尤其优先考虑“民以食为天”的农业 。他的政策在与民休息、藏富于民，率先躬行节俭之风，并痛惩隋朝以来的奢侈贪污的风气 。
他推行类似今日的法治——律令政治，让社会迅速安定，大家皆守法；进而又推行风俗的统一和改革，扬弃一些固陋的习惯 。
他的法律以慎刑、宽平、简约、统一为主，从而建立了上诉、合议、死刑覆奏制、笞刑不可笞背及减少抽打数目等制度措施，一扫隋朝以来的严刑酷法 。
在国防外交方面，除了东突厥、吐谷浑和高昌因为严重关系国家的战略安全，所以用武力挞伐，甚至占领之外，对外的考虑，大体是以“先中国而后四夷”的原则作为处理的基本态度 。
尤其在贞观四年（630）他成为“天可汗”以后，对此考虑得更是慎重 。太宗是大唐皇帝，兼为世界皇帝，有责任维持世界秩序 。
大体上他对外国的政策以羁縻怀柔为主，对一些倔强的国家如薛延陀、高丽等，才用武力干预的政策，这也是在怀柔不成之后才如此 。
就战略眼光看，国外世界的稳定才足以完成大唐的国家安全，太宗之所以文武并重，适当对外用兵的考虑在此；大唐国内太平，开以下国内百年不见兵戈的原因也在此 。这种选择无疑是对的，谈不上穷兵黩武 。
唐太宗与群臣经常讨论各种问题，群臣之间的意见得到充分沟通，上述的政策措施也通常由此谈论中产生，从讨论中修正及检讨得失 。
上自国策，下至私行，只要有涉及政治的可能，莫不讨论研究，成为君臣的共识 。由于这是一种共识，所以意志也是一致，贯彻的力量非常强大 。
从太宗即位至平定东突厥的贞观四年，国家已渐渐进入“贞观之治”的盛世 。原书曾对此加以描述：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 。是时自京师及河东（黄河以东，山西省一带）、河南（黄河以南，今陕西省一带）、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 。
加以从谏如流，雅好儒术，孜孜求士，务在择官，改革旧弊，兴复制度，每因一事，触类为善 。初，息隐、海陵（指建成、元吉）之党，同谋害太宗者数百千人，事宁，复引居左右近侍，心术豁然，不有疑阻，时论以为能断决大事，得帝王之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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