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员调查发现， 国内六大稀土集团及下属企业， 在销售环节仍各自为战， 贸易方式传统， 成交价格不透明， 行业内部竞争混乱 。
“国外都是大买家， 而我们是上百家企业分散对外销售， 国外买家在低价时大量买进， 价格上涨时则停止采购、使用库存， 逼着国内企业竞相降价出售 。 ”李振宏说 。
“黑稀土”交易是稀土市场另一乱象 。 尽管近几年， 国家持续整治打击“黑稀土”， 但假借废料回收、进口稀土名义盗采偷卖的“黑稀土”仍屡禁不止 。
2019年全国稀土开采量配额控制在13.2万吨， 但实际产量大大超出 。 据业内估计， 目前市场上流通的稀土中， 来源不明、生产指令性计划外的“黑稀土”， 已经超过一半以上， 导致供过于求， 加剧稀土低价外销现象 。
数据显示， 近年来国内六大稀土集团的销售毛利率也明显下降 。 其中， 北方稀土集团的销售毛利率， 从2011年最高72.8%， 下降到2019年的10%左右 。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稀土生产国、出口国、消费国， 拥有稀土资源与市场两大优势地位， 但一直没有取得相应的稀土定价权 。 “原因之一在于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稀土产品交易市场， 缺乏客观价格形成机制 。 ”李振宏说 。
其实早在2011年5月， 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指导下， 内蒙古就批准成立了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 由北方稀土、中铝稀土、五矿稀土、国储中心等13家稀土骨干企业、机构共同出资组建， 当时此举被视为中国稀土产业谋求国际定价权的关键之举 。 此后， 国内相继设立湖南南方稀贵金属交易所、江西赣州稀有金属交易所等平台 。
然而9年过去了， 国内稀土交易依然是线上线下“两张皮” 。 目前， 全国稀土企业在公开交易平台上的交收量微乎其微 。 2019年， 包头稀交所的实际交收额仅13.3亿元， 交收量仅0.3万吨 。
李振宏分析， 除本身交易机制不够成熟外， 平台级别低、指令性生产和市场化交易相矛盾等因素叠加， 严重制约稀土交易平台发挥作用 。
一方面， 交易制度的设计空间不足 。 2011年以来， 我国对非国家级交易所制定了很多限制措施， 包头稀交所等几大交易平台， 都是省区级交易平台， 服务稀土行业的功能难以发挥 。
另一方面， 行业客户参与度不高 。 多家下游稀土应用企业反映， 稀土产品生产是计划性管理， 而下游应用是市场化行为， 造成计划管理和市场行为的不协调 。
稀土与黄金、石油一样都是国家战略资源， 理应像黄金、石油一样有国家设立的交易所 。 业内人士和专家建议， 必须尽快建立国家级统一交易平台， 避免“区自为战”， 形成公平、公开、公正的稀土定价机制， 将稀土定价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
业内专家认为， 统一的国家级交易平台可以通过商业收储调节市场供需， 实现供应稳定、开采销售可控， 并建立出口可追溯机制， 解决行业偷逃税问题， 堵住“黑稀土”交易， 避免稀土卖个“白菜价” 。
包头市市长赵江涛表示， 一个公开透明的全国统一市场， 既可以通过价格形成机制理顺产业， 也能成为实施国家战略和产业政策的抓手 。
池建义等人指出， 市场应用较多的轻稀土储量并不低， 而且随着澳大利亚、美国、越南等国外稀土企业的投产， 多元化的全球供应格局逐渐形成， 轻稀土的开放竞争已经不可避免 。 因此， 我国稀土调控政策不能轻重不分， 应适时放开轻稀土， 管住重稀土， 促进轻稀土交易进入公开透明的市场化交易平台 。
文章插图
我国稀土矿主要分布在哪里
我国稀土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区域集中性， 全国有98%的稀土集中在四个地区， 分别是内蒙古包头的白云鄂博、江西赣南、广东粤北与四川凉山 。 其中， 白云鄂博的稀土储量最大， 约为3500万吨， 占到全国稀土总储量的83%， 世界稀土总储量的38% 。 所以说 。 白云鄂博稀土矿既是我国第一大稀土矿， 也是世界第一大稀土矿 。 白云鄂博除了稀土储量高， 产能也高， 拥有完善的稀土工业链， 在利用成本上有着价格上的优势 。
相比于北方地区， 南方地区的稀土矿属于中重稀土资源， 主要分布在江西赣州、福建龙岩等地区 。 中重稀土矿中的镧、铈、镨、钕轻稀土占98%以上， 中重稀土配分仅为1%~2%， 是典型的氟碳铈矿 。 其中铕、钇较国外同类矿床含量高， 并且稀土矿物单一矿石易选易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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