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最好的回馈回去 暴风雨的记忆


暴风雨的记忆(要把最好的回馈回去)
”我当时读书所在的北京四中校长说:在这个学校,你能得到的教育是普通学校的几十倍,那在毕业后,你们就要用几十倍的力量去回馈社会 。” 因为这句话,无论走到世界多远的地方,我都想一定要回来做点什么:无论是做志愿者,写作,还是筹拍电影或纪录片 。”
— 王诗毓
【要把最好的回馈回去 暴风雨的记忆】很难相信,坐在眼前的这个北京女孩,早在16岁高二那年,便写作出版了文革小说《不能逃出的世界》;还是在那一年,她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纪录片作品《不能呼吸的痛》,以一个少女的眼光,关注尘肺病人的故事 。
王诗毓高中就读于北京四中道元实验班,在母校和诗人兼四中校友北岛的口述历史项目《暴风雨的记忆》的影响下,作为这个项目的倾听者与记录者,以少女的敏感心灵与老练文笔,用“口述历史”的文字形式创作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还原了一段暴风雨中的悲情故事 。
结束了此书的写作,并幸运的获得了作家出版社的青睐完成了出版工作之后,她开始筹拍纪录片《不能呼吸的痛》,记录她追寻到的尘肺病人的故事 。她带着从中国唯一可以为尘肺病人做洗肺手术的北戴河疗养院请来的医生一起,前后历时两年,从高二到高三,走访了河北、山东、贵州等许多重工业老区 。下火车,上汽车,再转三轮车、牛车,最后走到无法前行的地方,再走路数小时到达偏远的贵州黔东南山区金矿所在地进行拍摄 。
“我第一次明白为何我们读的文章里,提到山区的孩子走路去上学时,总会说‘路上要花费数小时’ 。”
“纪录片中和我们同行的那位医生转变也很大,最开始,他会非常怒其不争的看待那些尘肺病人,为什么他们在手术后还是会回到山里的矿上工作,继续抽烟,不按时服药!到了现场,我们才感受到,很多病人,对生命没有希望,也不知道好的生活会是什么样,不知道健康的生活是什么样 。我们对他们的帮助,不应该停留在医疗层面,而是更全面的保障、教育和培训 。可是,我当时才16岁,除了把这一切记录下来,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 。”
尘肺病患者的家,兄弟俩都是在金矿工作的病人
在片子完成以后,她在学生的自发组织 — “爱心社”的支持下,进行了纪录片的校内展映,还通过校友与学生家长慈善拍卖的方式,筹到了5万元善款 。在那个众筹还很罕见的年份,凭借一个高中生和家长校友的支持,获得了为10余个病人做洗肺手术的全部费用 。“不过,病人太多,能就诊并可以接受资助手术的名额又太有限,所以医生还要去选择最合适的病人 。”
让人欣慰的是,当初跟随王诗毓拍摄这个纪录片的医生,到现在还在北戴河疗养院负责这个项目,并得到了医院的支持,每年可以在各地回访、关照手术后的病人生活 。
手术前的尘肺病人
但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作为中国头号职业病,尘肺病无法根治,不可逆转 。洗肺手术只能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减少他们的痛苦,延长他们的寿命 。而对于那些没有接受手术的病人,随着肺组织纤维化程度的不断加重,有效呼吸面积减少,通气和血液比例的失调,病人会因为缺氧而导致呼吸困难,大量重病患者最终死于窒息 。
在完成纪录片之后,一直到今天,我们所知道的进展是:大型国有企业与用工单位,已经有了相当完善的防护措施和培训来尽量降低尘肺病的侵袭与恶化,小型或偏远企业情况则不容乐观 。当前尘肺病正呈现由国有企业向乡镇和私营企业转移、国有企业职工向农民工转移的趋势,而现行的社会保障机制还没有有效地覆盖农民工这个群体 。
北戴河尘肺病疗养院 曹兴大夫 (左)与病人
尘肺病人的绝望在于:一个警察因为工作以身殉职可以追认为烈士并得到抚恤金,一个农民工呢?为祖国建设牺牲了健康,乃至生命,我们能把他们追认为什么呢?他们可能并不在意名誉上的认可,但是他们的医疗与病后余生的养护,尚缺乏完整的保障体系 。2011年12月31 日,职业病防治法针对尘肺病的防治做了修改并实施,不过,跟多数类似的方案一样,真正的问题在于:方案能否有效执行到位,而不在于它修改的有多完美,条款多合理,多流畅 。
2013年,拍摄完纪录片的一年后,王诗毓以高考文化课六百多分,全国第一名的专业课成绩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本科班 。2014年,她远赴比利时国家视觉艺术与传播技术高等学院声音实验影像专业学习,并在读书期间于布鲁塞尔当地导演了实验短片《蓝色窗》 。期间,在视频创作之外,她继续着公益的脚步:先是远赴肯尼亚内罗毕做义工,住在贫民窟里,为当地感染HIV的妇女做再就业指导,并对艾滋病重度患者做临终关怀服务;接着又去往尼泊尔加德满都,为当地女性维权中心的妇女教授英语和数学;之后在尼泊尔的一个小山村中短期出家修行……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