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今,消费社会的运作机制已臻于成熟,数字时代为商品营销插上了翅膀 。在移动互联网高度发达、互联网行业狂飙突进式变革的中国,网红经济更是成为了一个瞩目的新现象——意见领袖(KOL)或影响者(influencer)在这里获得了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称呼“网红”,他们以贩卖生活方式的形式在社交 *** 上承接商家软广,将社交 *** 与电子商务结合,助推消费 。网红经济利用了消费心理学中人们对意见领袖的信赖(他们因不代表某个公司的利益而显得更为可信),让(看似)中立的网红与消费者建立更强的情感联系,从而获得带货影响力 。
值得注意的是,网红的带货优势是一把双刃剑——他们的可信度建立在中立和无特殊诉求的基础上,一旦他们展现了较强的(带货)目的性且尽力矫饰这一点,便容易在公众面前留下道德可疑的负面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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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与品牌一样,需要在浩繁的人群中找到自己的利基市场,通过某个鲜明的标签来建立人设于是成了最便捷的做法,而潮流的转瞬即逝(潮流既可能是指时尚风潮,也可能是指文化思潮)则让人设不断推陈出新 。以“佛媛”为例,在这个标签引起主流舆论注意前,礼佛、抄经、喝茶等行为并非异端,在“国风盛行”的当下,它们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有文化有品位”的象征 。公众号“知著网”刊登的一篇分析文章指出,热衷于礼佛的人天然带有某种“物质生活丰饶与精神世界平和”的双重想象,这是“佛媛”标签可欲的出发点 。如果“佛媛”未被主流舆论绞杀,它不过是一个彰显差异的人设标签,是人们每日在手机屏幕上草草划过的数字化人格中的一种;但“佛媛”因一部分群体通过社交 *** 提前透支了想象力红利和信任额度而遭到污名化 。我们目前难以定论以“佛媛”为人设牟利的网红有多少,但可以确定的是,“佛媛”污名化的恶果要由所有追求佛教信仰慰藉、喜欢在社交 *** 上分享相关话题的年轻女性共同承担 。
网红经济的野蛮生长带来了问题和焦虑 。网红经济的高超营销手段不断蛊惑人们、煽动起不必要的消费欲望,让人们在不知不觉间为资本的剩余价值增值服务,而自己则沦为资本逐利的工具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对此有了反思 。“佛媛”一说能够挑动神经,恰恰在于其表面无欲无求实则物欲横流的强烈反差,激发了人们的厌恶 。另一方面,网红经济中一直存在虚假营销、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问题,比如“带货一哥”辛巴曾因售卖假燕窝遭到行业广泛讨论和监管重罚,罗永浩也曾经带货“翻车”,其影响的恶劣程度不言而喻 。然而,往往是在针对女性网红的抨击中,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被放大为群体性现象 。从“佛媛”“病媛”到仍在出现的各种其他“X媛”,此类指控呈现泛化趋势,值得深思 。
“X媛”偏见从哪里来?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X媛”成为众矢之的是偏见使然 。美国心理学家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W. Allport)在《偏见的本质》一书中指出,人有产生偏见的倾向——泛化、概念化和分类是人性本能,这能帮助指导我们尽快适应日常生活,但人们也因此容易形成非理性的分类,对经验世界过度简化 。个人价值体系是一种尤其使我们倾向于做出毫无根据的预判的分类,消极的偏见往往是我们自身价值体系的反射,我们有多么珍视自身的存在模式,就会以多大的强度贬低或攻击那些看上去威胁到我们的价值观的事物 。无论是积极的偏见还是消极的偏见,都容易让我们形成刻板印象——它反映了某种夸张化的群体特质,将我们对某一群体的喜爱或厌恶合理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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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波特指出,广泛性的社会偏见与社会结构和文化格局息息相关 。当社会的垂直流动性(每个社会成员被允诺潜在平等,被鼓励通过努力和好运实现向上流动)给社会成员带来激励与恐慌,特别是在社会结构和社会价值观加速崩坏的情况下,那些对个人境况不满的人更容易对社会弱势群体产生偏见 。“伴随着对未来的不可预测性而来的焦虑感增加,使得人们倾向于将恶化的处境归咎于替罪羊 。”在社会失范时期,人群之间的利益冲突和被感知的竞争会被夸大,不满之人由此产生敌对心态和攻击冲动 。奥尔波特认为,为了保持社会的核心稳固,大多数社会都会以正式或非正式方式鼓励公开表达对特定“女巫”群体的敌意,以此充当公众发泄情绪的安全阀门 。15世纪的欧洲社会和17世纪的马萨诸塞州公开鼓励人们猎巫即为先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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