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长了以后，越来越觉得，创作来源于生活，但不等同于生活，这个故事好像慢慢就从一个单一视点独角戏的成长故事，到后面主角变成了主视角，带出了那群人，那群人反倒像成为了故事真正的主角 。这是这几年做剧本，包括后来后期拍摄里更大的一个变化 。
澎湃新闻：作为一个酝酿了超过十年的故事，这十年间自己的经历、对生命的理解，具体是怎样作用于这个故事的？
李亘：最开始就会去纠结那些温暖的东西，会有一些自己执着的概念，比如南国庭，我会觉得它是一个家，是一个大家相依为命的地方，一个凝结着温暖的，特别向上的地方 。
但是现在我再回过头看，那个店似乎是大家被困在里面出不来的一种感觉，正是因为被困住了，人们之间那种共同的陪伴才显得温暖，而不是说我活得很好，我还在异国他乡也有一个家，然后这个地方能成为我不愿意回去的理由，其实不是这样的 。
我慢慢接受了温度是相对的，没有冷就没有暖，慢慢会更关注冷的东西，但这个冷的东西，不是一个具体的事件或举动，可能是一种氛围，是生活艰辛的底色，它没有那么的美好，但正是因为根植于这样的生活里，暖的互动，才显得可贵 。
澎湃新闻：当时你在日本交换一年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李亘：洗菜、点菜、洗杯子、打扫卫生、拖地……什么都干 。周一到周五，六点下了课坐免费的校车，再倒两次电车，差不多六点半，我能进那个店门打卡，十一点左右离开 。周六周日基本上就是从早上十点到晚上十点半 。一周七天每天都去，有时候也会想偷懒，但 *** 店长的姐姐都给我排上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还挺富有 。
澎湃新闻：那时候交换就一年的时间，为什么花那么长时间去打工？没机会好好去玩一玩，当时不觉得可惜吗？
李亘：有一段时间是需要靠以前的积蓄维持，虽然家里的状况，还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你花他们的钱，还是会心疼 。可你也想吃好喝好，就自己赚呗 。当时也有很多人会笑话我，觉得我想不开，千里迢迢来到日本，富士山也没去过，东京塔也没看过，同学们去体验茶道什么的，我也都没去过，就天天跟一帮中国人混在一个中华料理店，天天在地下一层待着 。
所以现在我能拍这个电影，不是吗？不是另外一个去富士山的人拍的，也不是另外一个去新宿购物的人拍的 。而且我是真的没觉得可惜，我并不向往那些东西 。好像我就是眼界有限，心胸有限，这个世界当然很大，可我好像一直没有那么大的野心说，我想走到多远的地方，我就是更在意犄角旮旯的东西 。
就好像那时候，觉得店里大家都很辛苦，就想多去帮忙 。大家对你表示关心的方式是，每一个人吃饭都给你留一个小碟，所以我一天能多吃好几个小碟的加餐，包括你累了，有人给你吃个杏仁豆腐什么的，就是那种很微小却温暖的东西 。
澎湃新闻：电影大多数的场景，都发生在南国亭这个餐馆里，这个景并不难搭出来，可以更利于拍摄，成本也可以节约不少，为什么一定要大费周章到日本的那个原址去取景？
李亘：可能我是自私的 。但确实一回到那个地方，你就很笃定，那个画面、摄影机位就有了，我一下就知道想要什么，人物的调度是什么，这个时候该怎么样，氛围是什么，调子是冷还是暖，这些东西一下子就来了，因为这个时空我是最熟悉的，是我的主场，现场没有任何一个人比我更了解那里 。
虽然确实在国内搭一个棚，它可能能有100个机位，但是当你有100个机位的时候，你可能反而不知道该怎么拍了 。我们前期经历了两次勘景，最终大家还是在无形中默许了我任性的决定 。我觉得，当他们看到剧本里面的原型，看到墙上可能经过10年才会有的那种黑黑的油渍，他们会更明白这一切 。
还有一些东西是无形的，但在那个氛围之中，我认为我有捕捉到我需要的东西 。比如在日本，大家会特别害怕麻烦别人，随时在道歉，随时小心翼翼，非常瞻前顾后的那种状态，有的时候我们在路上，不免要拦下路人去拍摄，在那种整个剧组都进入到非常小心的压力之下，捕捉到的状态，还挺准确的 。
拍一部电影，预习离别
澎湃新闻：电影中群像的人物如何设计，希望他们分别承载一些怎样的表达？
李亘：写的时候，希望是有各个年龄段的人可以在一起，有年轻人、中年的、老年人，一开始就是这样去设计的 。当然，每一个人物，都会有相对应的人物原型，但后来写着发现，这些人无论是什么年龄或者什么境遇，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的主题，就是面对离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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