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当中暗含着一种父权制、反女性主义和厌女情结的假定，即女性是一种已然被 *** 的存在，是破损或缺失的男性，是男性的否定 。由此，女性终生欲求一种替代品——孩子，而这只能通过婚育获得 。
就此而言，结婚生育是“正常”女性人格的主要定义，对这种单向度宿命的拒斥只能通过身体层面的各种异样而无意识地表露出来，它们被社会意识病理化为歇斯底里 。
塞西莉·德弗罗指出，作为精神分析的基础，现代歇斯底里的“发明”同时也是现代女性特质的“发明”，是现代医学话语对女人作为养育角色的确证 。
19世纪末，这种确证发生在工业资本主义僭称为正常和自然的国家结构的背景中：与种族存续相关的优生学兴起来了，颂扬女性在传宗接代中的重要使命；在尝试外出工作的女性和坚持把她们摁在家里的 *** 以及其他势力间出现了一种紧张关系；反对节育措施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共同行动 。
德弗罗认为，所有这一切无非是在重申女人是父权制社会里男性的财产 。那些无法忍受这种性别角色宿命，拒绝做所谓“正常”女人的人被用新的理论工具来对待——她们是歇斯底里患者 。
从这个角度讲，19世纪末精神分析这个“新瓶”，装了歇斯底里这种“旧酒”，其用意是在不断觉醒的女性意识开始诉求受教育权、就业权、选举权等大环境中强调她们的生物性宿命，迫使她们做所谓女性“应该”做的事情 。
女性主义学者之所以热衷研究歇斯底里，不仅为了指出其社会历史性，揭露19世纪父权制社会的性别压迫及其对不满声音的病理化策略，还为了发扬其中的斗争精神，借助压迫催生的反抗力量来促成压迫的消亡 。
换句话说，女性主义要颠覆父权制社会，反对将女性看作男性的否定，反对将女性人生价值的来源归为男性，试图打开女性定义或成就自我的广阔空间 。德弗罗指出，女性主义事实上是在重新反思西方社会的“主体”概念及其对语言和意义的控制 。
时隔近百年，弗洛伊德笔下的歇斯底里女病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换身为激进的女性主义学者、文学批评家、艺术家以及社会活动家，后者把前者看作女英雄，并且要求“成为歇斯底里患者”的权利 。
在这种以女性主义之名抬高歇斯底里的热诚氛围中，也有一些学者表现得非常冷静 。舒瓦尔特即认为歇斯底里和女性主义的现代“婚姻”是“奇怪的”，而那些所谓的女英雄也不过是一些不成事的怪胎和边缘人 。
因为当不幸和 *** 长久地无人理会，当公开表达这些消极情绪非常危险，人们就慢慢变得失控了；社会在他们身上制造的愤怒就转化为身体的异常症状，以至会暴虐成性或者有自杀倾向 。
因此，对于所有弱势群体来说，歇斯底里并不是浪漫的理想，而是一种痛苦、扭曲和绝望的表现 。较之于这些群体组织起来开展的公开斗争，统治者肯定更乐见在个人层面通过身体症状传达的不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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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那些歇斯底里患者没有在病床上推动历史进步，相反她们却给女性主义带来了危险 。女性主义者真正应该赞誉的女英雄不是那个狂躁不安的歇斯底里病人——安娜·欧，而是从病房走出后开办孤儿院、成立犹太妇女联合会并积极宣扬女权的社会活动家——贝莎·帕彭海姆（安娜·欧的真实姓名） 。
无论歇斯底里和女性主义的“婚姻”是浪漫的还是奇怪的，二者的相互纠缠并非偶然 。女性主义的之一次浪潮在19世纪末爆发之时，也正是现代歇斯底里在巴黎的萨佩特里尔医院里被夏尔科“科学化”之时 。
如果说它们都是反抗父权制压迫的形式，那么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女性主义的第二次浪潮，也不能没有歇斯底里的身影，因为此时的性别不平等只不过形式更新了，而内容未变 。进入21世纪，歇斯底里又出现在学术界和流行文化中 。
此时，“子宫仍是争取女性权利之地，也仍是为（女性的）身份和意义努力奋斗之地”，女性主义者正在对堕胎、性骚扰、色情产品以及职业女性的生存困境等问题积极发声 。
歇斯底里不再是“游移的子宫”问题，它是舒瓦尔特所说的“游移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远未消失 。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_原题为：“奇怪的婚姻”：歇斯底里与女性主义的第二次浪潮
作者：张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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