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之维 ， 科尔克将加尔文一家的悲剧与当时“反文化”的社会思潮相关联 ， 发现了人们鲜少注意的“反文化”运动对于“家庭”和普通个体的日常生活的影响 。 爆发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反文化”运动是西方现代文化史与社会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人们大多关注其中的自由诉求与解放潜能 ， 却鲜少留意其中涌动的虚无主义暗流以及对青年人的精神造成的负面影响 。 仅就“精神分类症”这个病症而言 ， 诸多理论家为其罩上“抗争”的光晕 ， 反而将“家庭”视作“专制的隐喻”；但他们忽略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精神分裂症”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疾病 ， 一种会给病人及其家属带来无尽悲哀与痛苦的病症 。 正是在这种认知失衡中 ， “像加尔文家这样亟须治疗的家庭被抛弃了 ， 成了文化战争的附带牺牲品” 。
在精神科学之维 ， 科尔克展现出“科学”对“病患”的压抑 ， 彼得的遭遇就是例证 。 他在疗养院过着规律的生活 ， 接受着紧密的治疗 ， “电击休克”就是其中一项；当回忆起疗养院的生活时 ， 彼得提到“他们会把我弄晕 ， 用氧气把我冷晕”；无休止的服药更加重了他精神的紧张 ， 以至于出现“治疗耗尽了彼得的精力”的悲哀结局 。
在三个维度构成的综合视角的审视之下 ， 造成这场悲剧的原因得以浮出水面 ， 父母的性格、社会的影响、精神科学的错位治疗等因素都为病患的精神崩溃与家庭的内部危机摁下了加速键 。 在科尔克的叙述中 ， 这三者并非是并行不悖 ， 而是彼此相交、相互融合 。
《隐谷路》的每一章都如同在讲述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 “开篇”尤为精彩 。 比如第40章的开篇 ， “母亲葬礼的前一天 ， 7月类日炎炎” 。 这让我想到了加缪的《局外人》开篇 ， 就在这一句话中 ， “母亲”“葬礼”“前一天”“7月”“烈日炎炎” ， 每一组词都是一个叙事因素 ， 在诱惑读者走进一个别样的叙事世界 。 在舒缓的叙事语调中 ， 科尔克写到了在疗养院居住的彼得 ， 讲到了妹妹琳赛接他出院去参加母亲的葬礼 ， 描述了彼得的“病患”的特征以及他所接受的“治疗”的成效 ， “我完全配合”这句口头禅令人难忘 。 科尔克用这一个细节让一名谨小慎微、战战兢兢、言听计从的病患形象立在读者的眼前；紧接着 ， 当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后 ， 他又开心得像不谙世事的小孩子 。 如此的反差令人心头一紧 ， 沁出辛酸与无奈 。 在母亲的葬礼上 ， 大哥唐纳德已经完全沦为疾病的俘虏 ， 如溺水者般活在自己的世界中 。 他已经无法理解母亲的“死亡” ， 在他的心中 ， 母亲还是一个五个月大的小宝宝 ， 她生活在海里 ， 与一只章鱼为伴 。
科尔克用“纪实”与“科学”的实证态度记述加尔文一家的人与事 。 无论是父亲多恩与母亲咪咪的个人经历 ， 还是14名子女各自的人生遭遇与生命状态 ， 或是穿插其中的精神科学的变迁史 ， 科尔克都是以实证的方式选取材料、铺陈叙事 。 他在《致谢》中表达了对加尔文一家和医生的感谢 ， 尤其是琳赛为他的写作提供了大量的一手材料与家庭秘密 。 正是由于有如此细密的材料作支撑 ， 科尔克的叙述才能有如此真切且强大的情感力量 。 这种力量为他的写作注入一股超拔的气韵 ， 这不仅让他没有沉浸在悲剧的现实中呼天抢地 ， 反而在心灵与家庭的角力中感悟到家人的回归与人性的祝福 。
琳赛 ， 加尔文家族中最小的孩子 ， 原名为玛丽 ， 为了疗愈自己内心的创伤而选择改名 ， 希望以此开启全新的生活 。 她的姐姐玛格丽特也是家庭的“受害者” ， 幼年时就被父母寄养在其他家庭之中 ， 童年的创伤是她内心永远的隐痛 。 有着同样令人惋惜的童年 ， 但姐妹俩却对自己的原生家庭采取迥然不同的态度 。 琳赛选择重回家庭 ， 照顾患病的哥哥 ， 并向社会提供自己家庭的信息 ， 希望自己的绵薄之力能对精神科学的进步以及病患生命的改善有所贡献；玛格丽特选择经营自己的家庭 ， 与兄妹们保持有距离的接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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