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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书后面加一个字起个名字，陈一后面加一个字的名字( 二 )

名字后面陈书


仅此一点，难道还不足以说明这么：《三字经》是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甚至可以说，是我们自以为熟悉其实非常陌生的一部书？
说“熟悉”，在今天无非只是一种自我感觉而已，在过去则是不争的事实 。《三字经》是儒家思想占据主流地位的传统中国众多的儿童蒙学读物里最著名、最典型的一种，且居于简称为“三百千”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首 。宋朝之后的读书人基本上由此启蒙，从而踏上了或得意、或失意的科举之路 。读书人对于它，当然是萦怀难忘的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就连传统中那些通常认字无几，甚或目不识丁的底层百姓，起码也对“三字经”这个名称耳熟能详，时常拈出几句，挂在嘴边 。歌剧《刘三姐》中有一个场景：一群方巾学士结队来和刘三姐斗歌，摇头晃脑，引经据典，诗云子曰 。显然没有受过儒家教育的刘三姐面对这群不知稼穑的膏粱纨绔，俏皮而尖刻地直斥“饿死你个‘人之初’！”正是一个好例 。
说“陌生”，情况就比较复杂了，需要分几个方面来讲 。就算在传统中国，《三字经》被广泛采用，真到了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程度 。但是，倘若就据此认为，传统的中国人就都对《三字经》有通透而彻底的了解，那也未必 。证据起码有以下几个方面 。
【陈书后面加一个字起个名字，陈一后面加一个字的名字】首先，正是由于身为童蒙读物，《三字经》才赢得了如此普遍的知晓度 。然而，却也正因为身为童蒙读物，《三字经》也从来没有抖落满身的“难登大雅之堂”、“低级小儿科”的尘埃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此之谓 。中国传统对儿童启蒙教育的高度重视和对童蒙读物的淡漠遗忘，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
确实，清朝也有过那么一些学者探究过秦汉时期的童蒙读物，比如《史籀篇》、《仓颉篇》、《凡将篇》、《急就篇》等等，但是，他们的目的乃是满足由字通经的朴学或清学的需要 。至早出现于宋朝的《三字经》自然难入他们的法眼，绝不在受其关注之列 。久而久之，即使在中国教育史上，也就难以为《三字经》找到适当的位置了 。这大概很让中国教育史的研究者尴尬 。在一般的教育史类著作里，我们很难找到《三字经》的踪迹，起码看不到和它的普及度相匹配的厚重篇幅 。陈青之先生的皇皇巨著《中国教育史》被誉为“资料翔实，自成系统，被列为大学丛书教本，有较大的影响”，是“内容更详尽、体系更宏大、理论色彩更浓厚的中国教育通史著作” 。这些评价，都是陈书当之无愧的 。然而，遗憾的是，在其中依然难觅《三字经》的身影 。这是很能够说明问题的 。
如此普及的《三字经》居然连作者是谁都成了问题，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其次，当然也是上述原因影响所致，如此普及的《三字经》居然连作者是谁都成了问题，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
传统中国的版权和知识产权概念本来就相当淡漠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三字经》的作者也许还因为它只不过是一本儿童启蒙读物，而不在意，甚或不屑于将之列入自己名下，也未可知 。后来的学者，即便是以考订辨疑为时尚的清朝学者，大致因为类似的缘故，也没有照例将《三字经》及其作者过一遍严密的考据筛子 。关于《三字经》的作者问题，当代最重要的注解者之一顾静(即金良年)先生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本的《三字经》的“前言”里，作了非常稳妥的交待 。《三字经》甫问世，其作者已经无法确指了 。明朝中后期，就有人明确地说“世所传《三字经》”，是“不知谁氏所作”的 。于是，王应麟、粤中逸老、区适子都曾经被“请来”顶过《三字经》作者之名 。可惜的是，此类说法都不明所本 。到了年底，或许是因为“科学”之风弥漫了史学界，就有“高手”出来，将《三字经》的成书看成是一个过程 。说到底，无非是将可能的作者来个“一勺烩”：由王应麟撰，经区适子改订，并由明朝黎贞续成 。如此而已 。现在，还有很多人倾向于认为《三字经》的作者是宋朝大学者王应麟 。当代另一位《三字经》的功臣刘宏毅博士在他的《〈三字经〉讲记》里就是持与此相近的态度 。不过，我以为，可能还是以顾静先生概括的意见更为稳妥：“世传”、“相传”王应麟所撰 。
第三，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古人蒙学特别看重背的功夫，所谓“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蒙学师基本不负讲解的责任 。《三字经》等童蒙读物主要的功能就是供蒙童记 。更何况，古时的蒙学师，绝大多数所学有限，不能保证能够注意到《三字经》本文中的问题，更未必能够提供清晰有效的解说 。偶或也会有博学之士为孩童讲解，但是，又绝无当时的讲稿流传至今 。因此，面对童蒙读物《三字经》，我们并没有完全理解的把握 。这方面的自信，倘若有的话，那也终究是非常可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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