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人人可译”时代到来，翻译如何兼顾本意与诗意( 二 )
不过，人类文明的活力在于交往交流交融，而交往交流交融又离不开翻译。只要翻译存在，不同语言的相互影响就不可避免。就我们国家而言，汉语受到英语等其他外语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也不必过于杞人忧天。
语言自有其净化筛选的内在机制，它会在与其他语言的交流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譬如，一些从外语中翻译过来的词汇已经变成汉语的一部分，我们甚至意识不到它们来自外语。汉语人称代词有性别之分始于1917年，受英语影响，出现“他”“她”“它”的单数人称代词，后来又受法语影响，出现对应的复数形式“他们”“她们”“它们”。至于句式方面，“之一”“与其说，不如说”等外来句式丰富了汉语的表达方式，增强了汉语的逻辑性、严密性。总之，从外语中引进新的词汇和表达方式大大增强了汉语的包容性。
至于人们担心的汉语过度欧化的问题，除了有译者翻译能力不足的因素，主要还是由于文化交流的失衡。因此我们反对的不是有益于语言和文化发展的欧化，而是过度欧化。过度欧化的文体大量使用“被”字句，过多使用抽象名词、连接词，复制原文的长句结构，往往长篇累牍，行文生硬，甚至逻辑混乱。这种所谓的直译，是对原文的假忠实，亦即钱锺书先生所批判的，可以列为“撒谎表”。
结合具体语境选择合适的翻译技巧
语言文字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翻译从本质上讲是两种语言、文本、文化的对话。译者带着自身的历史视域，走进源语文本的视域，在跨越时空、跨越文化的对话中，两种视域得以融合，从而产生新的意义。因此，翻译不仅是一个语言转换的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它与本土文化建构息息相关。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译者须以本土文化建构、传播为己任，结合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具体语境，依据读者对象、文本类型、翻译的方向（译入还是译出），正确使用翻译技巧。
其一，译者在翻译之前，应弄清楚文本属于哪个类型、谁来阅读文本等基本问题。鲁迅曾经从文化战略的角度提出“硬译”，译文带有明显的“翻译腔”，但并非他的所有译文都如此。他考虑到文本功能、文本类型和读者对象的差异性，在翻译文艺理论时，针对受了良好教育的读者，采用“硬译”的翻译策略，而翻译儿童文学作品则以意译为主。
其二，要视翻译的方向是“外译中”还是“中译外”而采取不同的翻译方式。针对翻译理论学家韦努蒂为阻抗英语文化霸权所倡导的异化策略，爱尔兰学者迈克尔·克罗宁认为，为了保存爱尔兰语的特性和差异性，应该用地道的爱尔兰语翻译英语文本，用阻抗式、带有爱尔兰语特征的英语翻译爱尔兰语文本。同样，译者在将英语文本翻译成中文时，必须根据具体情形，合理决定译文“翻译腔”的程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发展中国文化，体现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在“英译中”时用带有一点“翻译腔”的译文呈现他者文化的新和异；另一方面，为了保持汉语文化的独特性，应该避免低级负面的机械“翻译腔”，根据译文功能、文本类型、读者对象等的不同减少对欧化句式的使用，并对原文中的错误价值观予以修正。
总之，语言和翻译从来不是价值无涉的透明之物，带有“翻译腔”的译文在历史上的特殊时期承担的是特定的文化政治任务，而在当下全球化的背景下，译者须从文化战略的高度，综合考虑影响翻译和文化的诸种要素，采取最适当的翻译方式，在翻译中推动本土文化的建构和传播。
（作者：于德英，系鲁东大学教授，本文为山东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基于哲学思维方式的中西译论比较研究”的阶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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