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国际学校教师生存调查：体制外漂泊，中枪职场全部痛点( 二 )
校园动荡，我和孩子面临失业失学“双减、民促法，中年危机，同时爆发。我的命运被裹挟着不知去向哪里？”37岁的数学教师王静说，“双减”和“民促法”的推进注定了教培机构及小型创新学校举步维艰，但没想到来得如此突然。
她所在的小型国际化创新学校面临停办，她和儿子同时面临失业失学。
9月刚开学，当王静和孩子们沉浸于新学期的各种小欢喜，校方却突然宣布：由于教委发布学校责令停办的通知，办学资质无法继续使用。加之学校所在地面临拆迁，学校投资方计划将全校师生“转让”给另一所国际学校。
“这关系到300多孩子上学，七八十位老师的饭碗！”“师生不是商品怎么能打包转让？”面对家长的愤怒与质疑，作为老师的王静也无言以对，对她何尝不是双重打击？！
她任教的所谓创新学校在北京家长圈颇具名气。7年前，她离开海淀某知名国际学校，带着儿子加入这里。学校离家不到五公里，和大型学校工资相当，但只教20多个孩子，工作家庭兼顾，性价比不错。
但是从今年9月到11月，王静感觉比两年还漫长难熬，学校依旧生死未卜，看着班里孩子一个个转走，老师们也在另谋出路。这段日子她经常帮临时请假的老师代课。她深知，同事去了其他学校面试或试课。在王静看来，国际学校普遍缺老师，想换个学校不算太难。但她和孩子打算留守到最后，毕竟这里有她内心的舒适区。
和王静同毕业于北师大的90后学妹陈晨步入职场四年，却经历了从公立学校、国际学校到教培机构，再到如今失业在家这四种状态。“钱少活多，钱多活多，钱多又时间自由，换成你，你怎么选？”四年里，陈晨的收入从公立学校每月6000元，国际学校每月1.5万元，一路飙升到教培机构年入30多万元。
但是，好日子不长。今年以来，陈晨亲历了“双减”政策对教培机构的打击：停课、放假、裁员。她说，单身老师靠积蓄能扛个一年半载，有孩子有房贷车贷的老师根本扛不住。她眼看着同事为房租房贷和奶粉钱去跑开“滴滴”，录直播课，或联系老家体制内学校，心中五味杂陈。
而对于她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姑娘来说，还有生活的底气。在家待上一阵子，可以再换份职业。
脱单渺茫，我只配孤独终老？国际学校的老师群体，应了一句“外在光鲜，内在真实”。在个人问题上亦如此。
“北京上海各有超80万大龄剩女”的话题一度登上热搜。上海人民公园、北京中山公园的相亲角，也因此成为自带流量的网红地标。国际学校行业与互联网大厂相似，也是大龄单身聚集地。我们调研发现，30+、35+尚未脱单的老师不在少数。
出于好奇，上海某国际学校90后女老师林茹去年曾经“打卡”人民公园相亲角，却经历了这样的尴尬：身高低于160，减分；没房没车，减分；没上海户口，减分；年薪低于30万或者工作不稳定，减分；超过30岁，就是“硬伤”了。
林茹自嘲：“上海婚恋择偶的评价体系里，我只配孤独终老！”
国际学校之所以成为大龄单身聚集地，究其原因，教师普遍学历高，硕士、博士毕业、留学归国，二十七八岁才刚步入职场。工作两三年，站稳脚就已“奔三”。加之校园环境相对偏远封闭，教学任务繁重，接触外界的机会少，社交圈子也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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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很多国际学校里，小学、初中学段男女教师比例也失调，女多男少，导致“校内脱单”“业内脱单”也十分渺茫。
去年，林茹和同校任教的两位单身好友一起辞职，转行到工作环境相对开放、社交机会多的留学机构。站在新公司大厦窗前远眺东方明珠和黄浦江夜景，林茹不禁回想起自己这一路走来，从东北小县城“文科状元”到大连外国语大学本硕连读，托福首考117，如今“沪漂”大龄剩女的标签非自己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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