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哀妥妥的同事 渴爱拓人

我们在以前的文字里说过,赶大营这一历史事件,在明朝时就存在,不过是晚清时,天津杨柳青人把这叫响了,让它现在在历史的深处还有回音 。
最早的赶大营是什么样的呢?让我们先从一个人说起 。
这个人叫,王相卿,山西太谷县人,由于他身材高大,臂力过人,故人称“王二疤子”,是清朝晋商中著名的旅蒙商号“大盛魁”创始人 。他更先发现的“大营”是军营,清朝的军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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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背景是这样的:王相卿最早是驻扎在杀虎口一带清军中的一名伙夫,服杂役的,可能还没有军队的正式编制,混口饭吃 。他很聪明,见到士兵们很需要一些生活用品,就开始用自己手上不多的银子进购一些生活用品再卖清军 。这个过程中,他一定是赚了一些,但不会很多 。历史给他的机遇是这样的: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皇帝要御驾西征噶尔丹,山西右玉县杀虎口是大军由内地通向蒙古大草原的必经之路,清军在这里驻扎的数量不由分说地增多了 。他感到自己的商机来了,就脱离兵役,实现自己发财的梦想 。
最初的情况是很糟糕的,王相卿的行头十分简单,一条扁担,一头扎捆简单的行李和食品,一头扎捆着要卖给军人的商品,军队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换来的钱也仅够自己糊口 。后来的情况变了,噶尔丹被征服,清军出关控制了草原,他就想到与人合伙抱团做生意 。这就有了历史上关于他的“桃源三结义”——他找了姓史与姓张的两人,三人结拜成兄弟,联合创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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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史料说,王、张、史三人不怕风险,不畏艰苦,终于踏出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至俄西伯利亚,东达扶桑,南到东南亚的国际商路 。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的,在王、张、史三人的前面是清朝的军队,这三人最初大约都有些“货郞担”的角色,后来,随着草原的太平,他们也有着由行商变坐商的经历,创办了在蒙古大草原上称雄200多年“大盛魁”,才有了他们以山西、河北为枢纽的生意线路 。
今天的人们为了纪念和继承王、张、史三人的创业精神,在“大盛魁”的祠堂和财神座前,供奉了四样传家宝:一条扁担、两个货箱,一块石头、一碗稀饭 。扁担是创始人以肩挑贸易起家;货箱是创始人用过的装财物的大木箱;石头是创业时作为秤砣用来称银子的衡器;稀饭是在当年创业最艰苦的时期,在一年的除夕之夜,王、张、史三人,因极度贫苦,没有钱吃年夜饭,只好煮一锅小米粥充饥,以打发年关 。这些物件都有力地说明了王、张、史三人最初追随军队或者说是“赶大营”的经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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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人的“赶大营”也是一样的,最初是追随西靖陕甘的军队,经历了大致这样一个线路:即由陕西至甘肃平凉、庆阳一带,由此再至宁夏吴忠金积堡再至甘肃河州、青海西宁,然后一路向西直抵甘肃肃州(酒泉) 。在这个线路上,以杨柳青为主的天津人见大军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行头基本和王相卿的一样,一条扁担挑两头,让自己活下来的同时,也将挑着的商品卖给了清军的士兵,多多少少赚到了一些银子 。
和王相卿一样,“赶大营”的天津人中也出了一个发了财的代表——安文忠 。安文忠最早是左宗棠军队中召雇的船工,因为清军所到之处各种日用商品都很匮乏,这让他渐渐意识到,如果跟随部队做生意,肯定能赚大钱 。于是,他便买了一副筐篓,购置了小件日用品,跟着部队做起了生意 。
安文忠的经历当然是和王相卿一样艰苦的——那时,战事激烈,做买卖担着很大的风险,饥寒交迫和病痛都是家常便饭 。有时候走二十几个村庄都看不见一个人 。据说有次,安文忠和两个同伴担着货物赶路,一路上横七竖八尽是尸体 。晚上,大家实在走不动了,只好在冷风中随便找了个地方歇脚 。渴极了的他们看见不远处有片亮汪汪的地方,以为是水,就都过去喝了几口 。最初,累过头的他们没有一个人发现这“水”有什么不对劲的,但一觉醒来,天蒙蒙亮时发现,先前喝过的“水”竟然是一洼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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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西口
和王相卿“桃源三结义”的兄弟一样,见环境很艰苦,张、史二人心灰意冷,就返回家乡另谋生计,安文忠挣了些银子,就回家去了,干别的生意了 。但他们的经历却无形中在家乡形成了榜样的力量,即张、史二人让家乡人民觉得走西口能赚钱,也都浩浩荡荡地加入了走西口的队伍;安文忠回到老家杨柳青后,也让杨柳青人觉得赶大营能赚钱,也便纷纷加入了赶大营的队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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