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在卢旺达和布隆迪相互屠杀的图西人与胡图人，几乎完全没有身体上的区别，只是一方略高瘦，另一方略矮壮，这就足够他们对对方产生绝对的敌意了 。
▲电影《卢旺达饭店》剧照
影片还原了1962年发生在卢旺达的种族战争
在现在的社会中，人们总是试图不断地改造自己的身体 。或染发、隆胸、纹身、穿鼻，费尽心力改变身高、体貌，这些都「无一不是要制造标记」，通过这些标记「识别哪些是自己人，哪些是外人 。」
而身体的强制力在于，无论人们如何改造，它所造成的文化、审美却是根深蒂固的，甚至就身体而言，它终究不可能完全被改造，至少现在还不可能 。
伊罗生从身体出发，继而探讨了名字、语言所带来的文化范畴 。前者往往体现了一个人在族群之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他属于哪一分支，有怎样的源流，后者则限制了一个人的范围 。
对于名字，他说：
「名字有如社会规范，提供一种最低限度的安全感，一个人有名有姓，自会产生一种安全感，否则必将陷入绝望 。」
而对于语言，他更是以巴别塔的例子和哲学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的观点「没有语言，民族即不存在」，用以佐证语言对民族形成和活动范围的深刻影响 。
▲尼德兰画家勃鲁盖尔（Pieter Bruegel de Oude）笔下的巴别塔，这一典故出自《圣经·旧约》中的故事，相传人类要建一座通向天国的通天塔，上帝遂打乱人们的语言，于是产生了各民族 。
当身体、名字和语言放置到一种历史性的进程之中时，人们就更加对自己的部落偶像听之任之、深信不疑了 。历史给了人们以更宽广的群体认同感，它以昔日的荣光抚慰今人的心灵 。那些昔日并没有荣光的民族，也会努力地创造荣光，来满足群体认同的迫切需要 。
与历史并行、互相补充的是另一个维度的认同，那就是宗教 。历史能解决时间流动所需要的归属，而宗教则解决了肉体、灵魂的归属 。的确，人活在世界上「不能只靠自己」，即使「最智慧的人，都不免退缩到上帝的眼前去」 。
伊罗生引用了二战时流传的话：「散兵坑里没有无神论者」 。他试图表明，今天我们都活在「散兵坑」中，这样就导致狂热的宗教在未来会像雨后春笋般越来越多 。然而，宗教永远伴随着暴力：
「（人们）相互之间的屠杀，无论是为宗教本身还是其他的世俗利益——例如安全、钱财、权力——夹杂着信仰问题，宗教都是号召人民团结的标志与堡垒 。」
就这样，历史与宗教最终交织成了民族 。「从宗教到民族只有一步之遥」，宗教在为民族解决了彼岸的烦扰之后，其他的任务就留给了民族 。如果有一天，历史被粉碎了、消逝了，宗教的约束力被废弛了、淡化了，那么，民族也仍然会有强大的吸引力 。
伊罗生在这一部分所举的犹太人的例子，生动地描绘了民族所能达到的姆庇之家 。美国的犹太人，是宗教上的犹太人，和国家上的美国人 。于是，当犹太复国主义者成立了以色列之后，「美国犹太人变成了主要支持者」，在财富与政治方面给予以色列支持，甚至有些犹太人放弃了美国，前往以色列 。在美国的其他犹太人，也开始尝试在美国重建犹太人的姆庇之家 。
这样的例子发生在全世界，姆庇之家借新多元主义的政治变迁，不断卷土重来，分裂着世界 。
在美国学者白鲁恂（Lucian Pye）为《群氓之族》所写的序中，他说道：
「族群意识可以建立一个国家，也可以撕裂一个国家 。」
在伊罗生的叙述中，人们这种对族群的依赖和对归属感的渴望，在新的世界中不断放大，并成为了一种无法解决的悖论 。人类穷心竭力建构的互联互通的世界，正在不断变得破碎，他感叹道：
「为什么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深藏于我们身体与精神中的那些东西，一再阻挡住我们最深沉的希望——引导出一个更人性化的人类存在 。」
伊罗生，这位曾在中国逗留许久的学者，这位有着犹太血统的美国人，在不断探寻种族困境的过程中，最终得出了悲观的结论 。他认为，也许人类终究不会有什么高于种族的共识 。在遥远的未来，战争不会停止 。一切曾经发生过的荒唐的杀戮、惨无人道的灭绝，都不会戛然而止 。
他的这种观点也许不能为当代人所接受，但把它放在冷战时代，却显示出了一种冷静的担忧 。在他的时代，世界第一次，迈入了两极化的形势中，而在看似固若金汤的两极之中，伊罗生却看到了压抑着的乱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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