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过去,陆昕回到了药妆店继续她时薪1200日元的常规打工——这比她送外卖时1000日元的时薪要高,也更稳定 。“我们这里送外卖有些不稳定,有时候一整天都没接到几单 。打工的话,不管这一个小时怎么过,我都能拿到钱 。”但这段“不稳定打工”也让她觉得挺有趣,“我锻炼了身体,还把整个名古屋跑遍了 。累的时候就停下来休息一下,能看到很多不同的风景 。”
“自己雇佣自己”相比陆昕的奔波劳累,波雷的送餐生涯似乎更为自由轻松 。波雷住在京都,2019年7月,刚刚成年的他经朋友介绍成为了Uber eats外卖员,开始了在日本的第一份零工 。
和于傲思、陆昕的经历类似,波雷和Uber eats签下一份电子合同,他将其形容为“自己雇佣自己”:“我和Uber eats不是雇佣关系,更像是平等的关系,Uber eats提供平台,帮我联系餐厅和客人,我是自己给自己工作 。”
在波雷看来,每一单的加成(即因餐厅、天气、客人地址不明等非外卖员因素导致的收入溢价)已经能让他赚不少钱了:“Uber eats溢价还是很多的 。有时候你到餐厅等了很久,或是路上骑了很久还没到都会给你加钱 。晚高峰的时候一单会溢价100日元左右,恶劣天气和节假日也有 。”波雷告诉液态青年,他最多的一次在下雨天一单多了300日元 。
虽然已经做了两年外卖员,但波雷的送餐次数并不多:“我是心血来潮会去送,有时候可能会一周送两三天、三四天,有时候一个月可能只做一次 。认真做的话,时薪大概在1600日元 。”
京都街道 图片:CFP
波雷的佛系态度,或许还来源于Uber eats的“出事不扣钱”制度,即无论迟到、食物洒出,外卖员都能拿到那一单的收入,唯一受影响的是外卖员的好评率 。据波雷介绍,Uber eats采取100分倒扣制度,收到客人差评时会被扣分,分数低于80分可能会在几天内被停止派单,更低可能会被剥夺资格,但这都不会影响外卖员的收入 。
波雷说,他的好评率一直维持在97分左右,最低到过91分 。差评有时来得莫名其妙:“有一次送过去客人一开门,我就看到对方一脸很不好的表情,可能是他当天心情不好,觉得我来得晚,给打了差评 。”
新冠疫情爆发后,为防止病毒传播,Uber eats推出了无接触配送,外卖员会将食物放在家门口或是指定地方,再发消息通知客人取餐 。这期间,波雷曾接过一个送到著名景点二条城附近的现金到付订单,客人的地址并不准确,还写了一堆备注 。“那边都快到郊外了,客人给我写了一个完整的‘导航’,让我经过几条路,到什么地方,再左拐右拐找一栋房子,然后进院子,把餐放在蓝色自行车的车筐里 。”
然而,当波雷来到院里的时候,这里既没有蓝色自行车,也没有现金 。“我只好给客人打电话,结果他从房间里出来了,最后还是当面交付的 。”
图片:CFP
疫情期间,日本曾多次发布紧急事态宣言,许多餐厅关闭堂食,外卖业迅速发展,不少因新冠失业的日本人也加入送餐行业 。在东京、大阪等大城市,抢单压力也逐渐增大 。
“听说在东京,有些越南人、中亚人会一口气注册四五个外卖平台一起抢单 。”波雷说,京都的外国人相对少,竞争没那么激烈,他依旧保持了他的随缘节奏,也不太担心新冠感染:“大家都戴着口罩,而且大部分时间在路上,和人接触的时候就是进餐厅、递给顾客食物,距离没有很近就还好 。不像便利店之类的打工,整天在密闭环境中接触那么多人,更容易感染 。”
波雷喜欢这份工作的自由和轻松 。相比于京都900日元左右的打工时薪,波雷显然更喜欢当一个自由且不富裕的外卖员 。在Uber eats会大量溢价的下雨天,他一般都在家偷闲:“我遇到过每天都拼命送外卖的日本人,他们一个月能挣80万到1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4.8~6万元)左右 。不过我还是更喜欢自由工作,没有强制性 。”
“我要是今天缺钱了,就骑车出门送几单,这笔钱最后会成为我的晚餐 。”他开心地说 。
(于傲思、陆昕、波雷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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