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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该调查还向受访者询问了一个问题：认为政府防疫政策如何，是太严格、合适、或是不够严格 。
这一问题的趋势与上述情况也基本相同，经济受损者认为防疫政策太严格的比例达到了33%，远高于另外两类人的22%和24% 。
根据这些数字，基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在当前欧洲，疫情究竟是经济问题还是卫生问题，经济本身是核心因素之一 。如果经济情况好，那么疫情就是卫生问题，反之，就是经济问题 。
因此，在各种反对防疫政策的游行当中，人们可以看到大量人群的诉求之一就是「反对经济上的不公正」 。而这种所谓的「不公正」，与疫情后各国的经济政策高度相关 。
事实上，从疫情开始之初，失业率大幅上涨时，欧洲各国就已确定了稳定经济的核心：保就业 。
其主要分为两个两面：一方面是确保大公司员工的就业；另一方面是确保自雇者、自由职业者和小微企业等受疫情冲击更严重群体的收入 。
针对第一个方面，各国普遍采用了「部分就业」制度，即为了防止公司大规模裁员，允许企业适当缩短员工的工作时间，缩减薪水，以此代替裁员，从而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和经济压力，避免大规模失业及由此引发的贫困和社会动荡 。
◆ 「部分就业」制度源自于德国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德国采用了这一方式，来防止企业大规模裁员，取得了显著成效，而后逐渐推广到全欧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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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部分就业」制度存在一个问题：雇员在收入上的损失，是需要由政府来进行一定补偿的 。
补偿的数额并不固定，富裕的国家，如丹麦，给予相关人员每月最高可达3万丹麦克朗（约合人民币3万元）的工资补偿，这一数字可弥补正式就业雇员平均工资缺口的75%或非正式就业员工的90%，大多数人受到的经济冲击并不大 。
但东欧和南欧很多经济状况并不好的国家，就没法像丹麦这么土豪，员工得到的补偿数额要低很多 。
而第二个方面，情况也差不多，都需要政府填坑买单 。
发达的德国在疫情肆虐期间，为个体经营者和自由职业者提供为期三个月，每月9000至15000欧元不等的补助 。
法国则创建了「团结基金」，为符合一定条件的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人士提供几千欧元到上万欧元的救助 。
至于保加利亚、匈牙利等国的政府，很明显是没有足够雄厚的财力，支撑给民众不断发钱补贴的 。
于是我们看到，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不同，各国在财政状况、受疫情冲击程度和失业人数等方面的差异很大，经济上的分化随之不断发展，最终导致了观念上的分裂 。
当然，卫生与经济上的分歧，只是欧洲当下矛盾的第一个方面 。青年与老年之间，矛盾同样严重 。
青年的不满
1957年，作家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在《树上的男爵》中，讲述了年轻的柯希莫男爵的故事 。他反感父辈的生活方式，拒绝吃他们给予的食物，选择爬上花园的树，与老一辈人保持疏远，永远不下来 。
◆ 《树上的男爵》是卡尔维诺的「我们的祖先」三部曲之一 。讲述了柯希莫从十二岁时起，因为一次倔强的反抗而决定永不下树 。就此他一生都生活在树上，将生命更紧密地与大地相连，最终通过对个人自我抉择矢志不移地努力而达到了生命的完整 。
作者：[意]伊塔洛·卡尔维诺
译者：吴正仪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
这与当前疫情中的欧洲青年与老人们的矛盾有些类似 。
ECFR的民意调查中，第二点明显分歧是青年与老年之间的代沟 。
接受调查的12国中，约三分之二的60岁以上受访者认为，新冠病毒对他们个人生活的影响很小，乃至可以忽略不计 。例外的只有西班牙、葡萄牙、匈牙利、波兰四国 。这些国家中，老年人普遍认为疫情影响较大 。
然而，30岁以下的受访者中，认为没有受到疫情影响生活的人，仅占43% 。除了法国和丹麦两国30岁以下青年受访者中认为没有受到疫情影响的人较多外，其他国家青年中多数都认为影响较大 。
两者的总体比例相差20%以上，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 。
◆ 受调查的青年群体认为自身受到的影响更大 。
图片来源：ECFR
我们都知道，新冠疫情早期，年龄被视为一个致使患病程度严重与否的关键因素 。
于是，为了尽量降低老年人的患病与死亡风险，欧洲各国政府在制定防疫政策及调拨预算时，相对偏向于老年群体，普遍提升了老年群体的补助金额，并且在医疗上予以优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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