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读书学习，是为了科举中第、光耀门庭，女子教育的功利性相对较弱，但也并非毫无现实意义 。创作格律严整，用典妥当，意境幽远的古体诗，需要有相当多的知识积累，一个女孩能够写作诗歌，不仅彰显了良好的家庭教养，还具有教育下一代、延续家族文脉的潜在能力 。
在以科举决定家族进退的明清时期，有文化、会作诗的女孩，相对而言在婚姻市场中占据优势 。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培养女儿的文化水平，特别是训练其写诗作词的能力，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
才女群体的出现，还与晚明以后书籍市场的发展和文化风气的变化有关 。明代中后期刊刻出版愈发繁荣，知识的传播与普及变得更加容易 。与之相伴随的，是具有了新鲜风气的文化知识，比如冯梦龙旗帜鲜明地反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赵世杰专门编了一本《古今女史》褒奖才女，狂放的李贽更是公开招收女弟子 。
虽然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传统并没有改变，但社会风气的松动已经足以形成一批来自精英和知识阶层的才女，并稳定活跃于社会上层 。由此，在以江南为代表的富庶地区，出现了大量才女，进而形成了“才女文化” 。
才女文化主要表现于文学，特别是诗词方面 。在形式上，与男性士人交游唱和颇为相似，呈现出才女“文人化”的风貌 。有趣的是，晚明时期文人群体中存在“女性化”的倾向 。才女与才子一来一往，倒也构成了历史中有趣的一面 。在内容上，出于女性的视角，才女文化往往涉及到许多新奇的话题 。
比如有一本名为《名媛题咏》的清代作品，是当时二十多位女才子围绕同一主题，创作的诗文集成，而她们讨论的主题，竟然是清代名妓陈素素 。换做是男性士人，风流之事可以有，但真让他们道貌岸地聚在一起，认真品评名妓的作品、生平、容貌，各自写成诗文、抒发感想，还编纂成书刊刻出版，恐怕不太容易 。由于没有科举考试和官宦身份的约束，才女文化的创作形式、文本内容相对更加自由 。
才女的社会影响
在文学史上，明清才女们以他们才华和努力，取得了人们的认可，为传统时代的文学增添了一笔 。在更广义，也更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层面，明清才女群体又有怎样的影响力呢？
当时人对才女还有另一种表述，叫做“贤媛”，比如康熙《仁和县志》就专门列此条目，记录了本地的二十多名女性 。地方志的这种表述，体现了“贤”字在社会评价中的重要性 。
传统时代对女性“贤”的要求，难以超脱“相夫教子”的大框架，即便是才女也是如此 。才女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极为受人重视，也表现得最为直接 。比如明末清初的才女顾若璞，丈夫去世后他承担起了教育子女的任务，每天私塾学习之后，她继续培育子女学习知识 。在顾若璞的培育下，子女都得以成才，得到了当时人的积极评价 。
家庭教育向外延伸，才女们更进一步，支撑起了兼具教育和社交意义的社团 。比如明末忠烈祁彪佳的遗孀商景兰，她不仅教授自己的子女，还通过组织文学社团的形式鼓励其他女性学习知识、创作文学，获誉为：“当世题目贤媛，以夫人为冠”，得到了社会的支持，享有较高的威望 。
然而，这种教育的影响力范围既小，社会效应也往往是间接的 。才女文化最主要的载体是以诗文为主的文学作品，但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时代，纯粹文学的创作很难起到重大的社会影响力，更何况才女群体只锁定于闺阁之内，属于精英圈内的小文化 。
也有才女的知识结构超出了文学与艺术的范畴，在一些开明且富裕的精英家庭，不仅教育女儿吟诗作赋，还为她们提供了学习其他知识的条件 。由此出现了较为另类的才女头衔，比如通晓古今历史的女史、具有士人风范的女士、才华与行为堪比男子的女丈夫，还有知识渊博的女博士 。而上文提及的清代著名才女王贞仪就被称作女史、女士 。
王贞仪能够得到了如此的头衔，不止是因为她擅长诗文，还与其掌握有天文、历法、算数乃至医学知识相关 。但是，在数以千计的明清才女群体中，王贞仪只是极不多见的个案，而且即便是这样一个突出的才女，也未能对社会产生足够的影响，就连她自己也没能突破思想的桎梏 。
在给朋友的书信中，王贞仪曾经毫不留情地批评当时的风气：“目前之所称名媛才女者，亦不足以究深学、知大道” 。她认为只知吟诗作赋，修饰文字，做一些无病之吟，即便称作才女、名媛，也没有什么现实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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