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80末、90初出生的女生，成长在县城的中产之家，作为独生女、乖乖女或者「别人家的孩子」，一路顺风顺水地长大，大学毕业后在父母的建议下返乡，考进县城或是乡镇的体制内单位……当社会时钟把「婚恋」这件事推到眼前，接下来，她会遇到什么？
2019年，论文《县域体制内的「剩女」——基于中部D县的调查》发表，调研数据显示，在中西部等偏远地区的县域体制内，有大量的大龄未婚女性 。一到二十六七岁，她们便开始承受着来自熟人社会的催婚压力，急于寻找另一半走入婚姻；但同时，受到传统婚恋观念的影响，她们普遍希望选择比自己更优秀的体制内男青年作为婚配对象，而体制内男青年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无法满足这一择偶需求，她们最终被「剩下」 。
论文发表几年后，随着大众对女性议题的讨论增多，回到县城就业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这篇论文开始被频繁讨论、转发、报道 。
论文第一作者欧阳静是江西财经大学教授，原本的研究领域是基层治理，但在和县城体制内工作者打交道的过程中，她发现，县域体制内大龄未婚女青年很难找到心仪的另一半，似乎是个普遍问题 。
在此之前，关于婚恋话题，更多的社会关注集中于城市「剩女」、农村「剩男」，一个更有话语权和表达渠道，另一个处于社会相对弱势地位 。但县城「剩女」似乎是「隐形」的，欧阳静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就像在学校里，老师总会特别关注学习拔尖和垫底的学生，处在中间的学生往往没那么受关注 。」
但事实上，「隐形」的县城「剩女」实实在在地存在 。论文发表后，她不时会接到来自不同县城的电话，问：是不是写的我们这里？她意识到，这一现象的普遍性甚至超出了她最初的认知 。
欧阳静说话利落，习惯聚焦于事实本身，不一定「政治正确」，但却是真切的现实 。上世纪80年代初，她出生于江西，有「小镇女孩」的成长经历，也有属于县城的生活经验，直到现在，她的亲人依然生活在县里，并且有几位是县乡公务员 。所以，她对县域生态并不陌生，对体制内这个圈子也足够熟悉，研究起县城婚恋话题有天然的便利 。
体制内适龄未婚青年性别比失衡，但县城生态下对女性的规训又更加严苛，她们一边承受着找不到心仪伴侣的压力，一边还要承受来自熟人社会的舆论压力，欧阳静说，在她的访谈对象中，有人降低标准，有人异地解决，也有人单身至今 。那些曾经的好学生、乖乖女，后来顺利考进体制内、有着体面工作的女青年，唯独在婚恋的竞技场上，被「困」在原地 。
【县城体制内女孩的婚恋困局知乎 县城体制内女孩的婚恋困局】
如果说「女性独立」是现代社会的「应然」，那么欧阳静的调研反映的是县域语境内的「实然」 。
以下是欧阳静的观察——
文｜王双兴
编辑｜姚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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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我是做县域治理的，做了县城婚恋研究算是「误打误撞」 。
我是学政治学的，后来学社会学，研究政治社会学，真正进入田野调查、进入基层政府领域应该是从硕士开始，2004年在一个乡镇待了一个暑假，第一次接触乡镇干部 。那时候我发现，在基层女干部没那么多，也没有「剩女」的现象，体制内女性在婚姻市场上还是优胜者 。
2008年，我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在另外一个乡镇待了一年，回想一下当时乡镇的情况也很少有「剩女」，但那时开始小学老师和护士就有一点多了，跟她们聊天发现，学校普遍开始是女老师了，没有数据上的统计，但能感觉到进入体制的女性逐渐多了 。
回忆我在基层调研的经历，「剩女」第一次进入我的视野应该是博士论文之后做回访，我跟组织部一个干部聊天，组织部一般负责招人，他说，他们一点都不想招女孩子 。我说为什么？他说把女孩子招进来，找不到男朋友 。
2010年之后，我在县直机关调研多一些，因为和他们很熟了，有时候年轻人在一起聊天，就会说找男女朋友的事 。那个机关有十多层楼，有一次，一个干部给我数了一下大龄未婚女性人数——三楼人大，有几个；四楼政协，有几个；五楼政府办，有几个……最后整栋楼至少有十几个 。
但是我并不觉得它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因为没有结婚的也很正常啊，对吧？
真正觉得它是一个问题，是跟MPA的学生接触时发现的 。MPA是公共管理的在职硕士，学生一般是来自全省单位的公务员，因为MPA要工作三年以后才能报考，他们最小二十六七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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