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中旬，上海一家三级医院的心内科冠脉支架手术量骤降90% 。除了需要马上做手术的急性心梗患者，大部分患者要求医生将手术日期调整到2021年1月1日之后 。
他们像参与一场期待已久商品的打折促销 。1月1日之后，占心脏支架手术中90%费用的冠脉支架，这些支撑他们生命的必需品，由均价1万多元，降低到几百元，相当于降到1折以下——已不再是奢侈品 。
同样的变化，也出现在距离上海两小时车程的江苏南京和东北齐齐哈尔的两家三甲医院的心内科，不出意外，全国其它地区的公立医院心内科也是同样的场景 。
改变这一切的是11月7日，国家冠状支架带量采购竞标现场：冠状支架由均价1万多元下降至700多元 。这是冠脉支架产品从九十年代初进入中国后的最低价 。
“不会再有更低的价格了，你错过了冠状支架的黄金时代 。”那一天，东北某省一位三甲医院的心内科年轻医生凌霄，体味着他同科室一位高年资医生意味深长的话 。
他错过的这个时代，是一个持续二三十年的冠脉支架万元时代，曾在医院里打造出包含医院、病区主任、助理医生和患者的特殊但又相对稳定的生态圈 。而在短短一个月内，冠脉支架没有缓冲地急剧从万元时代闯入百元时代，不同的价值观发生巨大的碰撞，生态圈中每一个角色都受到冲击，他们如何在调整中保持新的平衡？
冠脉支架的黄金时代，也是支架滥用的时代
凌霄同科室前辈说的“冠脉支架的黄金时代”，始于学术界理论权威对冠脉支架的鼓吹——医生们给这几位理论界权威起名“支架王” 。
在支架王们的理论中，给冠心病、心绞痛等患者安装“冠脉支架”仿佛成了灵丹妙药 。加上冠脉支架厂商们的加持，这种理论成为多年来“支架滥用”放在台面上的理由 。
“这些年支架确实有过度使用现象 。一般做得比较标准的大医院不会，就害怕下面刚有做这个手术能力的医院，会滥用支架 。”上海某三甲医院心内科医生证实了这一现状 。
但即使一些比较规范的三甲医院，即便严格按照相关标准，只要患者的“血管狭窄达到75%”就安装支架（而不管这些血管是否是引起患者疼痛的主因，或患者的体内是否有三个甚至以上支架），也造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支架滥用 。因为，有另一种观点强调，如果患者体内的支架多于三个，就应该到胸外科做开胸手术，不该再装支架了 。一些医生甚至认为，过去多年来，心内科过度利用冠脉支架，简直是在和胸外科抢病人 。
不同理论博弈的背后，哪种观点在临床上会更占上风，背后往往是因为利益的驱动 。
在南京的三甲医院，做介入的心内科医生收入差别很大 。介入医生分为冠脉、电生理和先心病组，其中，冠脉组的医生收入最高，但同组不同级别的医生收入差距依然很大：“有的月收入可能几万甚至十几万，有的可能就几千 。”一位南京三甲医院的心内科医生谈到 。
高收入的医生很大程度来自“飞刀”，或者说“走穴” 。下级医院经常请这些医生去做介入手术，给比较高的佣金 。在这位医生看来，医院为什么能给出这些钱，背后的原因显而易见：“肯定从厂家那里能拿到利润 。”
如果不“走穴”，他所在的南京三甲医院，副高级别医生月收入大约两三万 。
但最近五年，凌霄感觉到医生们对放冠状支架的冲动已有减少，他身边的一些资深医生，开始让年轻医生们对患者装支架有更细致的思考 。
“有的老师，会具体分析是哪个血管引起病人的症状 。如果狭窄的血管，不是导致血供不足的‘罪犯血管’，即使狭窄率达到80%，这些医生们也不建议安装 。”对这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理论，他更为信服，也从内心更尊重做出这种判断（少安装支架）的医生们 。
著名心脏病专家胡大一，是凌霄眼中比较尊重的学术权威之一 。他常年公开呼吁：应该减少心脏支架的滥用 。
胡大一曾是中国引进心脏支架的倡导人 。这些年，他见到过很多用了七八个、甚至更多支架的患者 。“其实很少有人需要3个以上心脏支架，除非手术过程中导致其他部位损伤，才需要补偿性放置 。”他多次公开解释 。
对患者来说，放入支架并不是心脏问题万能的解决方案 。比如，放入支架的部位，血管再次发生堵塞的概率较大；而且，放入后需要长期服用药物，而这些药物可能会有副作用 。对有装支架指征的患者来说，支架可以救命；而对其他患者来说，不用支架，而用其他治疗方式，生活质量可能更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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