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2月,国民政府看到胜利的曙光,开始在重庆成立敌罪调查委员会 。后来又先后成立了抗日战争时期损失调查委员会、南京敌占罪调查委员会、战犯处理委员会、国防部军事法庭审判战犯收集相关证据 。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人制定了通过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规则,法律程序要求中国人收集证据证明日本战犯的罪行 。南京大屠杀自然被提出来作为十恶不赦的犯罪事实 。此时国民政府的官员和学者面临着死亡命令,有必要统计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 。这个统计不是一两个学者的个人研究兴趣 。它代表了中国政府对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态度 。
我们要明白,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的数据不仅仅是一串数字,它可以在军事法庭审判中杀死一个人 。他就是南京大屠杀的主谋、时任六师总司令的顾守富,他率军进入南京中华门,拉开了大屠杀的序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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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守富被审判了 。
1946年2月,顾寿夫被盟军总司令部逮捕,作为乙类战犯移交中国 。1947年3月10日,中国国防部军事法庭在对顾寿夫战犯案的判决中,郑重裁定,在南京大屠杀的暴行中,“有包括在内的19万余人被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和焚烧 。此外,还有零星的屠杀,慈善组织掩埋了15万多具尸体 。受害者总数超过30万 。”作为南京大屠杀的主要罪犯,谷寿夫4月26日在南京雨花台刑场被枪决,这也安慰了南京数十万的命案 。
有趣的是,中国政府正式向世界宣布,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为30万 。这个数字写在中国军事法庭对谷寿夫的判决中,代表了中国政府的态度 。然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没有采纳中国政府承认的数字 。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判决书中称“南京及附近地区屠杀平民及俘虏二十余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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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判决书长达1200页,约60万字 。日本军阀在二战前的独裁统治,他们的战争准备和他们的逐步侵略都有详细的记录 。日本军队在各地犯下的暴行被列在一个专门的章节中 。侵华部分由中国法官梅汝璈亲自提出,约250页,占篇幅过半 。因此,远东军事法院判决中关于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的说法也参考了中国的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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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骜
那么,为什么远东国际法院确定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人数是20多万,而不是国民党政府确定的30多万呢?
事实上,远东国际法院已经确认了20多万被杀的人,不仅排除了大量尸体被日军毁坏的受害者,而且这一数字只是“在日本占领后的六周内” 。创业网虽然是近六周日军杀戮狂欢的高潮,但在经历了六星创业网时期后,日军的杀戮活动并没有完全停止,但大规模、无差别的杀戮有所减少,而个别、零星或小规模的屠杀仍在频繁进行,这类被屠杀的受害者并不计入远东法院认可的人数 。如果加上此后被屠杀的中国军民,死亡总人数应该超过30万 。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我们没有认可国民政府在国际上的很多言论,但我们还是认可了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并做了进一步的详细研究 。
1983年,南京市委、市政府组织社会各界广泛参与 。历时4年建成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南京大屠杀遗址纪念碑13处,出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等配套书籍 。经过庞大而系统的调查,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确认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超过30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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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出版社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中对“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和中国军民死亡人数 。
死亡人数超过30万的说法,实际上被很多日本历史教科书编纂者所接受 。
然而,近年来,在新版日本历史教科书中,却出现了越来越强大的声音,将“南京大屠杀”描述为“南京事变”,质疑中国受害人数超过30万的说法 。例如,根据《日本历史A》山川出版社的资料,关于南京事变中中国军民的死亡人数有各种说法,从“几千人”到30万人不等,但“实际情况仍不得而知” 。
该出版社否认了中国的观点,称“一些日本学者认为,中国鼓吹的30万受害者的说法是夸大其词” 。
这种质疑历史真实性、“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确实值得警惕 。
那么,村上春树在书中写南京大屠杀40万死难者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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