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是哪个朝代的 顾炎武( 二 )


顺治十四年(1657年)秋,在其名著《天下郡国利病书》初稿已成情况下,顾炎武开始了后半生“北学于中国”的历程 。

顾炎武在北方游历甚广,先后到过山东、北京、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等省份,但他在山东停留的时间最长,特别是在他获得了章丘土豪谢长吉抵押给他的庄田之后,章丘俨然成了其游历活动的根据地 。
顾炎武当年经商积累了一笔财富,到了山东以后,以抵押借贷形式放款“千金”于谢长吉 。谢氏原本想用这笔贷款大赚一笔,却不料“千金被坑” 。这样一来,他先前作为抵押的千亩庄田便归顾炎武所有了 。这本是理所当然,但谢氏却是个愿赌不服输的人,老是盘算怎样才能使那庄田回到自己手中,于是阴谋设局,致使顾炎武陷入了“黄培诗案” 。

顾炎武是哪个朝代的  顾炎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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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著《日知录》 资料图片
受“黄培诗案”牵连,顾炎武在济南府狱里被折腾了一年有余,最终得到亲友们的合力营救 。随着危机的化解,一度被谢氏强行夺占的那千亩庄田,也被当局重新判归顾炎武 。“食力终全节,依人尚厚颜”,顾炎武十分看重这份产业,因为这是他赖以维持生活独立和保全其遗民气节的经济基础 。康熙十六年(1677年)以前,他一直都是亲力亲为地管理其田庄,直到离开山东,才委托他人代为管理 。
在客居山东时,顾炎武也常出入于北京,这主要是因为康熙年间他有三个外甥(徐乾学、徐元文、徐彦和)先后进京做了高官 。尽管甥舅关系比较密切,但顾炎武在政治上始终不肯与清朝当局合作 。清廷曾屡次尝试聘请他参加由官方主持的《明史》编纂工作,都被他断然拒绝 。后来他干脆远离京城,到陕西华山之麓隐居起来 。
顾炎武在关中有三位挚友:华阴王宏撰、富平李因笃、盩厔李颙 。顾炎武以他们为“秦人”的代表,认为“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与他省不同”,这是其所以愿意终老于关中最重要的原因 。
自定居华阴后,顾炎武再也没有回过山东,更没有再入京师,只是往来于秦、晋之间,直到康熙十八年(1679年),才做了一次长途旅行,目的地是嵩山少林寺 。当年十一月返回华阴,他写下《五岳》诗,自我表白了二十余年来之所以“行游”北国是因为不肯做异国臣子 。康熙二十年(1681年)冬,顾炎武自华阴出游山西曲沃,翌年正月在曲沃病逝 。
顾炎武作为清初的明遗民,不像一般遗民人物那样独善其身地自绝于当朝,拒绝同当朝官员的往来联系,而是坚持既“耿介”又“知权”的处世哲学,由此形成了其独特的遗民人格:不臣二姓,不跟清朝合作,是为“耿介”;不公开对抗清朝,为成就自己的学问事业,有选择地结交一些仕清学者,是为“知权” 。

顾炎武曾自述其为学经历曰:“自少为帖括之学者二十年,已而学为诗古文,以其间纂记故事,年至四十,斐然欲有所作”;“五十以后,笃志经史” 。在这过程中,顾炎武的学术思想日臻成熟,到康熙六年(1667年)他在《与友人论学书》中提出了“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学术纲领,强调学者必须先立其为人之本,做到“行己有耻”,且“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乃至于出入、往来、辞受、取予之间时刻挂怀天下,念念不忘为百姓做贡献,然后方可入“圣人之道” 。
顾炎武逝世后,他的弟子潘耒编纂出版其遗著《日知录》并作序,对顾氏儒学做了总体评价,认为儒学有“通儒之学”与“俗儒之学”之分,而顾氏儒学属于“通儒之学”,具有“明体适用”的实学性质和“匡时”“救世”的社会功用 。这个评价与顾炎武所谓“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实学纲领完全一致 。
顾炎武一生勤于著述,被收录于《顾炎武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的各类著作共有34种(经部9种、史部17种、子部5种、集部3种) 。在所有这些著作中,最能代表其“通儒之学”成就的有3种:《天下郡国利病书》《音学五书》和《日知录》 。
《天下郡国利病书》是顾炎武在27岁摒弃科举后开始写作的 。据顾炎武《利病书》自序说,他写这本书,事先并没有确定写作框架,只是在博览群书过程中对所接触到的材料加以选择、归类和编辑,由此形成了一部带有资料长编性质的作品,后来有部分书稿被弄丢,也有部分内容变得过时而有待于修订 。也就是说,《利病书》是一部“未定稿” 。它在清代没有刻本,到民国才由张元济收入《四部丛刊》,其主要内容涉及兵防、赋役、水利,有学者称此书是“一部明代社会经济资料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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