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是哪个朝代的 顾炎武( 三 )


作为“经师”,顾炎武的经学向来以“精于考证”著称于世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左传杜解补正》称“博极群书,精于考证,国初称学有根柢者,以炎武为最” 。清代考据学者普遍推崇顾炎武,如扬州学者汪中称“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常州学者洪亮吉称“我国家之兴,而朴学始辈出,顾处士炎武、阎征君若璩首为之倡”,都是看重顾炎武“精于考证”的本领与功绩 。民国初年,扬州学者支伟成著《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将顾炎武置于“清代朴学先导大师列传”之首,视之为清代朴学(考据学)首席先导大师 。
顾炎武主张“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故考据是顾氏经学研究的基本 ***。顾氏的经学考据,是从音韵训诂入手,旨在准确把握经文字义,进而合理阐发经义 。他认为,训诂是经学的基础,而“ *** 犹近古”,故汉学训诂最可信赖 。他特别看重东汉古文经学家许慎的《说文解字》,认为“论字者必本于《说文》” 。但许慎对字义的训释,主要是从字形方向去进行“形训”;顾炎武则认为“考文自知音始”,故其经文字义考证是侧重于从字音方向来进行“音训”,并且是围绕《诗经》来开展“音训”,其成就集中反映在《音学五书》中 。
不过,作为“通儒之学”,顾氏做学问并非像清代朴学家那样局限于书斋,仅做博览群书式考证,而是主动走出书斋,直面大千世界,进行类似田野调查的实地考察,广泛求证于学友 。这是顾氏儒学区别于清代朴学的一个独特之处 。潘耒在《日知录序》中提道:“先生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 。”全祖望《顾亭林先生神道表》说:“凡先生之游,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 。”
清代乾嘉考据学盛行的时代,最受学者们推重的是顾炎武的经学考据作品《音学五书》,这是奠定顾炎武“经师”地位的一部经学著作 。当时,《日知录》并不受待见,如章学诚曾在《与林秀才书》中称,《日知录》只是“存为功力,而不可以为著作” 。至晚清,《日知录》方受学者重视,如安徽学者包世臣曾在《读亭林遗书》中评论说:“窃以为近百余年来,言学者必首推亭林,亭林书必首推《日知录》 。”清末民初,学界泰斗梁启超研读《日知录》,其看法前后有变化:起先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称《日知录》是“札记之性质,本非著作,不过储著作之资料”,后来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乃称《日知录》是“含有意义”的“一种精制品” 。

顾炎武是哪个朝代的  顾炎武

文章插图
顾炎武著《日知录》 资料图片
《日知录》抄录文献占了十分之七八,作者自己的话不过占十分之二三 。就此而论,说它是一部“札记”,似乎并不为过 。但是深入地看,作者并非随意或机械地抄录别人的话,而是经过了一番“采铜于山”的精心筛选和提炼才录入其书,这些看似“不过储著作之资料”的“札记”,其实是作者“早夜诵读,反复寻究”得来的“采山之铜” 。他之所以花这么大功夫,“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乃是为了在茫茫书海中挑选出切合于己意的别人的话,以便确切地借用他人之言来表达其本人的思想和见解 。他之所以要采取这种独特的表述方式,主要是因其看到明末王学泛滥而流于禅释,乃至于“语德性而遗问学”,所以他要特别提倡“道问学”,并亲自以其《日知录》作出表率:其书大量地引用他人之言,恰在于显示其学问之广博,表明其“尊德性”而不离乎“道问学”;而其书不取章句体例,而是萃集他人之言来阐明一个一个貌似互相孤立而实则有内在关联的“含有意义”的问题,且往往在引用别人的话之后附以作者自己的评论以起画龙点睛之作用,抑或先亮出作者自己的观点而后引证他人之言,则在于显示其有“观其会通”的本领而绝非一般“章句之士”所可比 。由是观之,《日知录》实是作者为倡导“尊德性”与“道问学”之统一而出示的典范之作 。
《日知录》有三方面的价值最值得重视:
之一,科学价值
《日知录》的编纂集中体现了顾炎武著书立说的三个原则:
(1)“毋剿说,毋雷同”的创新原则——顾炎武在《日知录》(八卷本)自序中说:“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 。”《日知录》(三十二卷本)第十九卷《文人模仿之病》更明确提出:“毋剿说,毋雷同,此古人立言之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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