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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陈一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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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论媒介》,[德]哈特穆特·韦斯勒著,闫文捷译,李红涛校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即出
哈贝马斯:现代性卫士,抑或稻草人?
于尔根·哈贝马斯近一次进入公众视野还是去年5月,在德国《明镜周刊》等媒体连续追讨下拒领了他本已决意接受的阿联酋谢赫·扎耶德图书奖(Sheikh Zayed Book Award)——该奖项被誉为“ *** 世界最负盛誉且拥有更高额奖金的奖项之一” 。在这场论争中,诸多媒体认为接受此文化奖项意味着与阿联酋不义的现实政治合谋,与其坚守的“公共领域”观点相违背;也有人认为哈贝马斯的拒绝是对 *** 社会的傲慢与偏见,此举将阻缓 *** 世界与哈贝马斯思想的对话 。
无疑,九十二岁高龄的哈贝马斯身上仍然寄托着众人的期待,尤其在西方民主遭遇持续挑战的境况下,要求知识分子发声介入的道德压力让他左右为难,尽管关于他的争议早已旷日持久、积土成山 。在媒体眼中,这位“为启蒙世界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的德国哲学家似乎一生都处于风浪之中 。他被誉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旗手”“国家政治文化的公共良心”,与卢曼、布尔迪厄、罗尔斯等诸多思想家有过交战记录,攒下十余卷的政论文集 。从二战绵延至二十一世纪初期的重要德国公共讨论中,几乎都有他的席位 。他将海德格尔甩在身后,积极走入战后一代知识青年的运动风潮中,进入耄耋之年仍战斗不止,在2015年的欧洲移民危机中倡导庇护权后,又在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力主反对右翼民粹主义情绪 。
哈贝马斯的公共参与和斐然的学术生涯彼此关照,尽管他多次强调,勿将他的政治介入与学术生活相混淆,但他的思想无疑根植于自己的生活史——幼年唇腭裂造成的语言障碍带来的敏感与直觉,引发他对道德原则及社会规范的强烈兴趣,后者在他的沟通理论、商议理论等主旨中均有体现 。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哈贝马斯告别了所谓法兰克福学派之一代代表人物的批判理论路径,从此专注于研究公共参与者如何理性应对道德及伦理问题,自觉因袭起了历史的重担 。晚年的他笔耕不辍,继2019年出版着眼于理性及其演变的著作《这也是哲学史》(This Too a History of Philosophy)后,又于去年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政治公共领域新一轮结构转型的思考和假说”(überlegungen und Hypothesen zu einem erneuten Strukturwandel der politischen ?ffentlichkeit)的文章,试图从政治理论视角讨论新型公共领域对于维系民主共同体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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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在施特恩贝格的工作室中,2009年
舆论的喧嚣之外,学界的误读仍在继续,他甚至被当成资产阶级白富男的标靶,连《哈贝马斯论媒介》作者哈特穆特·韦斯勒(Hartmut Wessler)也替哈贝马斯打抱不平:“(一些媒介和传播研究学者)指出资产阶级公共空间概念无法捕捉到当代公共空间的复杂性,然后转头去谈其他问题……在这种肤浅的援引中,哈贝马斯很有可能变成一个稻草人 。”
在“传播与中国译丛——媒介道说系列”的《哈贝马斯论媒介》一书中,韦斯勒从哈贝马斯为人熟知的三个关键概念——公共领域、沟通行动与商议民主——着手,通过三个章节各自梳理了哈贝马斯不同阶段的代表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沟通行动理论》《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通过推敲概念的原始含义及其修正与演变,一探公共领域如何与沟通行动理论相联系并发展出商议民主的过程,从中感受哈贝马斯思考的逐渐丰富,媒体又何以推动公共领域“审慎舆论”的形成 。在后续四章中,作者则通过不同规范模式的比较,凸显商议民主模式的优越性,并主张运用商议理论评估媒体质量的经验研究,发展出一种更为宽泛和渐进的中介化商议概念 。
也许因为理想的商议永远无法抵达,作者主张将哈贝马斯的理论进行操作化定义,并将情感等非理性因素纳入其理论框架,在新的媒介分析形式基础上,论述非商议性话语如何解放媒体潜能,以及情感如何介入中介化公共传播等问题 。传播学界致力于运用商议框架来准确测量政治媒体内容的商议性,并借此发展商议媒介理论——这一切,都是哈贝马斯没有预见的 。但由此出发,哈贝马斯理论的强先验性色彩也向着经验性与多元性敞开 。
在消亡处开始:媒体能否促进真正的公共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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