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是华夏文明的耻辱三星堆否定了夏朝1001无标题 _生活百科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很早就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宏大格局，“元”即单元，指构成上述宏大格局的各组成部分，亦即并存于其时东亚大陆的许多区域或族群及其文化。这一多元一体格局在上古亦有一个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古老历程，三星堆文明，就是上述古老历程格局中的重要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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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文明遗址上承新石器时代晚期地层，下与成都平原的金沙-十二桥遗址前后相继（其间在商周之际一度并存），文化面貌和风格大体一致、脉络相续，因而应该完整地称为三星堆-金沙文明，是先秦时期位于我国大西南的早期文明共同体。学界通常亦将其与文献记载的蚕丛、柏灌、鱼凫、杜宇等先秦蜀地王朝相联系，习称古蜀王国，大体存续于商周时期，与其时并存的中原和其它一些区域文明体一样，很早就逐渐以多元格局共同构成了秦汉以降大一统中华文明洪流的众多源头，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学术研究价值。
据古代蜀地本土文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先秦古蜀王国地域曾经相当广辽，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亦即在四川盆地内大体以涪江一线与巴国分界，西边已经深入川西高原，北边抵达秦岭，南边已邻接后世中越边界，地域相当辽阔，族群众多。该书其后又详述杜宇王国时期的疆域“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这显然是一个地域辽阔、跨生业和生态区的政治文明共同体，亦即以杜宇氏甚至更早的鱼凫氏王朝为共主的邦国族群联盟。这个描述与考古发现揭示的三星堆古蜀文明辐射范围大体能够形成宏观互证。三星堆古都的城址面积约3.6平方公里，而都城所在的整个遗址面积已达12平方公里以上，均为其时东亚大陆一流的规模，足以显示其作为长江上游和大西南地区文明中心的重要地位。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亦揭示，古蜀王国统治者拥有巨量财富，同样充分显示其聚敛范围实即其治下的疆域族群的既广且众。下面谨结合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略作分析讨论。
汉代班固《汉书·地理志》指出：
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
此说是有根据的，更早的《战国策·秦策一》记秦惠王与大臣司马错、张仪等讨论伐蜀事宜及统一天下战略时，就明确指出：
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狄之长也。
可见在先秦时期，作为大西南地区邦国族群联盟共主的巴和蜀，都属于华夏视野中的西南夷。
西汉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奉汉武帝之命，亲赴大西南实地考察后写成的《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把西南地区的先民大体分为三类：一是“皆魋结、耕田，有邑聚”的农耕定居族群；二是“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的游牧族群；三是介于前二者之间，“其俗或土著，或移徙”的半农半牧族群。
无独有偶，揆诸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众多青铜人像的发式（包括冠冕等发饰）（图1），可谓与之若合符节。
【三星堆是华夏文明的耻辱三星堆否定了夏朝1001无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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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所谓“魋结”，即用簪或笄把头发固定在头顶，形成锥（椎）形发髻。这是典型的农耕族群的发式或发饰，应为俗语所谓“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定居生产生活方式使然，否则至少对生产很不方便。此类发饰在三星堆遗址中颇为引人瞩目（图2和图3），如2号祭祀坑出土的著名青铜大立人像，被许多学者推定为集政教权威于一身的蜀王，其冠冕发式，就是此类椎结定居的农耕族群的典型体现，堪称其豪华版。农业在农耕文明时代长期属于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因而这类族群在地理、生业上明显具有优势，而其铜像群中青铜大立人像的突出地位，亦恰好反映其居于君临四方的统治身份。前引文献中的“江、潜、绵、洛”一带，正是成都平原为主的古蜀王国核心区，加上所谓池泽云云，正是考古揭示的成都平原自宝墩文化以来即作为稻作生业、生态区的历史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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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阳国志》中“西奄峨嶓”、“汶山为畜牧”的记载，和太史公笔下的“随畜迁徙、毋常处”的“编发”（被发）者，反映的则是川滇西部海拔较高地带的游牧族群的发式，同样在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人神头像中有众多反映（图4，图5）。这些以游牧为主要生业的族群或邦国，其生业经济尤其产品单调而不能充分自足，必须要依傍农业族群提供相对完整的生活资料和资源。他们恰好对应着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的编发金石人像，属于重要与盟邦国或族群，但与共主的关系可能相对疏远游离，甚至经常可能叛、服无定，反映了早期邦国联盟的不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