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庭教育学》一著作 , 为教育部指定的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和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教材 。 1994年初版 , 2001年出版第二版 , 这是2017年出版的第三版 。 至今 , 已印刷二十多次 。 是同类教材中发行量最大的 , 是我国家庭教育领域绝无仅有的“长销书” 。 人民教育出版社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7号院一号楼 。 邮政编码:100081 邮购电话:(010)5875.8866 5875.8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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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之一百一十九:
《信任》
赵忠心
昨天晚饭后 , 人民教育出版社住在我们小区的一位年轻朋友打来电话 , 说受我的《家庭教育学》一书的责任编辑的委托 , 给我带来了第三版的出版合同书 , 要我签署 。 我们商定到楼下 , 小区北门内的一个小亭子那儿见面 。
我到楼下去取合同 。 那位朋友说:
“赵先生 , 合同共两份 。 您签署一份 , 我带回出版社 。 另外一份 , 您自己留下 。 ”
我说:
“合同内容 , 我不用上楼去看了 , 你们出版社办事 , 我信得过 , 放心 。 就省你在楼下等我了 , 我在单元门口的灯下签一下 , 就得了 。 ”
我没回家 , 就在单元门口灰暗的灯下签署了合同 。 就等于是“盲签” 。
我跟人民教育出版社打交道多年 。 算起来 , 有二十三了 。 他们出版社跟有的出版社是不同的 , 很讲信用 , 按照合同约定 , 每年到时候给我付印数费或版税 , 给我送样书 。 从不违约 , 我们已经达成了默契 , 相互信任 。 这很难得 。
签订出版合同 , 这事非同小可 , 牵扯到双方的切身利益 。 我为什么连看都不看一眼 , 就这么草草地签署了呢?
这还得从二十多年前 , 我的《家庭教育学》一书出版第一版的时候说起 。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 , 1980年 , 我从师大附中调回师大 , 在教育科学研究所任职 。 我是在附中工作了十五年之后 , 才从事教育理论研究的 , 比我一毕业就留在师大的同学从事理论研究推迟了十五个年头 。 我感到很有压力 。
我所在的研究所领导希望我从事别的方向的研究 , 我拒绝了 。 选择了建国以后无人问津的家庭教育学研究方向 。 我要开垦这片“处女地” 。
研究所的领导是我上学时的系主任 , 是她做主把我从附中要来的 。 她不同意 , 处于对我的关心 , 担心我的科研成果不能被承认 , 将来评职称会遇到困难 。
我说 , 能不能评上职称 , 我不在意 。 我只想做事 , 要利用我的后半生 , 做成一件事 。
领导还是动员我放弃我的选择 。 说教育学学术领域没有这个学科 。 那个时候 , 年轻气盛 , 不知道天高地厚 , 口出狂言:
“我国教育学学术领域没有这个学科 , 我可以创立一个新的学科呀!哪个学科不是人创立的呀!别人能创立学科 , 我为什么就不可能呢?”
我不仅狂妄 , 而且还很固执 。 我对领导说:
“请领导给我一些时间 , 让我试一试 。 我要是在家庭教育学学术领域做出了有影响的成果 , 你们就让我继续做下去;我要是做不出来 , 一无所成 , 无所建树 , 不用领导发话赶我走 , 我会自动卷铺盖卷儿 , 离开师大!”
话都说到了这个份儿上 , 领导也拿我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 。 就默认了我的实验 。
我这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 。 下决心要在家庭教育学学术领域做出点儿什么来 。 实际上 , 我这是跟研究所领导订了一个“君子协定” , 把自己的命运跟自己的理论研究成果绑在了一起 。
我这是把自己置于“死地” , 断了我的退路 。 不允许我放弃 , 不允许我失败 , 不允许我走回头路 。 就是死 , 也要义无反顾地一直走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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