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界定的“间岛”地理范围 间岛( 四 )


从表面上看,中日关于“岛际”问题的谈判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岛际的领土归属问题,二是岛际朝鲜人的管辖权问题 。然而,领土所有权只是日本遏制中国的一个砝码 。早在统一监察厅派出所成立之初,外交部就通过文献研究和内藤湖南等人的实地考察,了解到中国和朝鲜在光绪年间的两次勘界任务中,就图们江边界问题达成了共识 。基于这一判断,外交部提出的“岛际问题”谈判策略,不是夺取岛际的领土权,而是设立领事馆,夺取韩国人的管辖权等权利 。所以,外交部定义的岛际范围是韩国人准备行使特权的范围,这取决于韩国人的地域分布,中国的管辖权是否强大,中国能否在谈判中接受 。
1909年2月,日本驻京大使伊基约什与清朝外交大臣梁敦彦谈判“东三省六案”时,向中方通报了该岛的地理范围:即限于现存的朝鲜集中地,东以嘎雅河为界,北沿老爷岭,西至老岭(今咸丰岭)至定结北 。[30]显然,这一范围小于上述警察局提出的岛际假设面积 。除了将二道松花江流域排除在岛际之外,东部边界线也从老爷岭支[31]退至西部的嘎雅河 。原因如下:
一是将二道松花江流域排除在岛际范围之外 。如上所述,除了那里的朝鲜人很少,大部分已经入籍,行政上属于敦化县,边境事务办公室设立了代表处,日本不容易干预等原因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准备承认中国和朝鲜使用图们江作为边界,这意味着它将放弃错误的图们江和斗满二江理论 。如前所述,二道松花江流域是按照错误的“图们江=松花江上游”划入岛际范围的 。虽然外交部已经意识到所谓的图们江、斗满河是错误的,但为了在谈判中作为筹码,特别是为了承认岛际属于中国作为谈判条件,为了在岛际和东部三省的权益中获得特权,第二条河理论被克制地使用了 。[32]然而,当《岛际协定》正式与中国签订时,外交部不得不放弃二江的理论 。自然,以错误的二江理论为基础的二道松花江流域也被排除在岛际范围之外 。日方不仅在《岛际协定》中承认中韩以图们江为界,还将其体现在协定的海图上,即“朝鲜混合区地图”(又称“岛际地图”)[33] 。查看群岛地图(见图29),可以看到中韩边境河流明显标注为图们江,中国俗称图们江 。既不是图们江,也不是斗曼河 。可以看出,日本方面已经淡化或放弃了图们江和斗曼河 。
二是岛东边界,从统监办派出所划定的老爷岭分局,退到西边的嘎雅河,与其说是日军的撤退,不如说是向嘎雅河流域推进 。从派出所的活动范围来看,它的足迹已经到达了东部的嘎雅河和凉水泉子 。宪兵已被派往这里调查垦民的户口,并准备成立宪兵支队 。然而,由于中国边境事务办公室的抵制,特别是中国人第一次设立办公室和驻扎军队,警察局的尝试受挫 。[34]然而,在北京双方代表就“岛屿问题”谈判期间,由于日本的坚持和其他利益,中国不得不同意开放白草沟(嘎雅河流域)作为商业港口 。[35]于是,驻京使臣通过谈判获得了统一督导室当地派出所的当地利益,并据此在嘎雅河上划出了该岛的东部边界 。日本借助开放百草沟,将其势力渗透到嘎雅河流域 。因为其东部的珲春已经对外开放为商埠,建岛和珲春实际上连为一体,而嘎雅河作为建岛的东部边界意义不大 。
根据中日签署的岛际协议,允许韩国人和中国人在岛际地区(延吉、和龙、汪清三县,见图29)共同生活,拥有土地、房屋和产权 。这个地区被称为韩国混合区 。在混合区,韩国人的管辖权属于中方,但是,日本领事有权出席法庭会议,了解重大案件,要求复审 。由于中国的坚决反对和斗争,日本未能在混合地区获得朝鲜人的领事管辖权,而仅限于四个商埠(龙井村、杨东鑫街、头道沟和百草沟) 。尽管如此,日本还是实现了在图们江以北地区设立领事馆的目标,并在领事馆部署了警力,为日本在延边地区监督和镇压朝鲜抗日运动,利用朝鲜人从事各种渗透活动奠定了基础 。[36]
如上所述,日本之所以要争取对岛内朝鲜人的领事裁判权,除了利用朝鲜人对这一地区的渗透和扩张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控制朝鲜人,从而扑灭可能在那里点燃的朝鲜反日运动,巩固其对朝鲜的殖民统治 。如果我们考虑到日本在1910年,即《岛际协定》签署后的第二年,将韩国变成殖民地,那么日本通过《岛际协定》获得了设立领事馆和分馆的权利 。正如有学者指出,目的是通过领事馆监督朝鲜的抗日活动 。可以说,这是日本把朝鲜变成殖民地的准备工作 。[37]然后,岛屿间地理范围的定义为日本的准备工作提供了地理空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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