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再见,重点班


重点|再见,重点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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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新学期开学,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全面落实“双减”政策之际,日前教育部又规定,中小学要严格执行均衡编班的法律规定,不得以任何名义设置重点班,均衡配置师资,也不得按考试结果给学生调整分班、排座位、贴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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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一出,家长们就已在网上分成两派吵开了。
一方认为,每个孩子的成绩都有起伏,人为将孩子按一时的成绩提前分出优劣,这既不利于个体发挥潜力,还会造成他们的心理创伤;
而另一方则主张,取消重点班是对优秀学生的不公平,这样老师为了照顾学得慢的孩子,进度势必会受影响,反而难以因材施教。
在“爸爸真棒”的专栏作者维舟看来,这两种观点可能都失之偏颇,而背后更需要家长思考的是,我们的教育思路该如何与时俱进。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欢迎文末讨论,本文配图来自电视剧《3年A班:从现在起,大家都是人质》剧照。为什么要有重点班?这个问题在国内由来已久,如果我们不了解重点班的由来,就很难辨清其中的利弊。
确实,在国外是没有“重点班”的,这可说是近代中国的一项制度发明。
重点班的想法,在1872年第一批留美幼童身上就已可见端倪:国家急需人才,但又一穷二白,不得不选拔极少数有天赋的孩子,将有限的教育资源集中在他们身上,指望这些未来的精英承担起国家现代化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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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05年废除科举之后,全国基础教育极为薄弱,能读到高中的就仅有3%的少数人。
这还未必是根据孩子的智商选拔的重点班,而是与社会阶层有关:当时私立教会学校更为精英化,1935年圣约翰大学估算学生每年最低费用为600美元,远非当时一般家庭所能承担。
不仅如此,一个尚未充分现代化的国家,其实也不需要太多精英。
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国家很快就发现,限于种种现实原因,国家只能负担、供养相当有限的少部分干部和专业技术精英,因而明智的选择是努力推广初级教育,但中高等教育尚缺乏普及的基础——否则培养出来也无法充分就业。
这样,再加上教育资源本身就有限,只能用在刀刃上,重点班、重点中学、重点大学的普遍设立也就顺理成章了。这是一个连贯一体的层层选拔机制,最终都是为了确保及早识别、选拔出少数适应国家需要的精英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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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下来,这么做的效果如何?梁晨等人所著的《无声的革命》一书在利用1949-2002年间北京大学、苏州大学的学籍卡数据的基础上,得出结论:新中国在农村和落后地区推广基础教育,这“使得精英教育具备了开放性和生源多样性的基础”。
也就是说,重点中学看似得到了教育资源的倾斜,也确实为重点大学提供了主要生源(不到来源总数1%的前50所中学输送了20%多的北大学生),但由于重点中学本身的生源就有多样性,所以它在社会阶层上的分布仍是较为公平的。
这种多样性、公平性才是最重要的。社会学家们在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大体都赞同这样一个结论:“在中国,无论成为哪种‘精英’,教育程度的作用都是显著的。”
反过来说,这也意味着,教育还是可以改变命运的,仅靠有钱、有权,还不足以让你家的孩子也能子承父业,必须得让他接受良好教育才行。
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校间的高低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像日本倒是没有重点中学,但中学的精英化程度相较国内有过之而无不及,加藤周一《羊之歌》中就回忆,一高的学生普遍自视为天之骄子,“就算现在天下还不在自己手里,但迟早都是他们的”;伊顿公学等英国九大公学,也是众所周知的“精英的摇篮”;至于韩国,本来国家就小,家长、学生的选择更少,能否进入排名靠前的一流中学,基本上就提前锁定了人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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