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再见，重点班( 二 )
在这些发达国家，精英教育已明显地成为一种社会精英再生产的工具，父母从小就为孩子铺垫好了道路。2008年美国精英私立大学中，家庭收入处于后50%的学生只占12%，而家庭收入处于前2.5%的学生却占了1/3强。
相比起来，国内这两年虽然也有“寒门再难出贵子”的悲叹，但各校的重点班无论如何首先看重的还是孩子本身的天赋和成绩，至少兼顾了公平性和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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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改革？如果这样一套做法在国内运作得还算不错，那么现在为什么又要取消？
这就说来话长了。从大的方面说，自1999年大学扩招起，中国的教育已渐渐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化阶段。
1950年代全国仅5%的人口能读高中，但现在高中毛入学率已高达90%，接受大学教育的提升更为显著：同期从仅仅0.1%飙升至30%以上，增加了300多倍，相当于欧美发达国家1990年代的水准。
大众化并不仅仅是“大学生不稀罕了”这么简单，它还意味着中国要改变原先的模式：过去是从5%的人口中选拔精英，现在则要在90%的适龄人口中择优录取，这就需要把机会公平摆在更突出的位置。
因为现有的研究几乎无一例外地证明，智力水平在大规模人口中的分布是随机的，这就意味着过早将教育资源偏重于任何一个群体，最终都可能有失公平。
在这种情况下，以往那种教育资源的过度集中就不再适宜了，更何况，国内这些资源的分配主要并非依靠市场化的机制，而是通过行政系统划拨的。
国家教育经费是按重点/非重点来分配的，而在学校内部，又是按重点班/普通班来调配的。教育家卿光亚几年前就曾说过，成都市20多所重点中学的基建费，就相当于另外3000多所非重点的总和。
可想而知，这难免造成城乡、区域间基本公共教育的不平衡局面。由于重点大学的生源主要来自重点中学，又可能出现衡水中学这样独占大量资源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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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北大曾赋予39所重点中学校长推荐学生资格，这一制度一旦大规模推广，势必会造成生源的过度集中。
不仅如此，由于升学率与校长、教师的一系列待遇挂钩，这就自发产生了一种绩效激励机制，驱使各地学校都绞尽脑汁，将本校资源倾注在重点班上，煞费苦心地将一些“好苗子”送进重点中学或重点大学。
作家沈书枝曾回忆，1990年代她读初中时，乡下各初中每年能有三四个学生考上县一中就已经谢天谢地，为此会有十来个孩子被选中“加强管理”，由老师开小灶另外补课。
问题是，这样的做法看似是为了学生的前途，其实却是为了老师们达成绩效，并因此牺牲了其他学生的公平竞争机会，他们相当于提早被放弃了。
正因此，教育部早在2015年就提出，将实行县（市、区）域内城乡中小学教师编制和工资待遇同一标准，以及教师、校长交流制度，逐步取消义务教育阶段重点校和重点班。
值得注意的是：教育界一直以来呼吁和重视的，并非教育机会的平均分配，而是教育机会的公平竞争。
取消重点班，并不意味着把所有教育资源平摊给各地，而是“不能让一个孩子掉队”，让那些因为地处偏远、家境贫寒但其实颇有天赋的孩子，能和那些含着银匙出生的孩子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
换句话说，“初心”仍然没有变，是为了保持各级学校生源的多样性，让不同社会来源的人都有通过教育实现社会流动的可能性。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取消中小学义务阶段的重点班，但重点高中、重点大学仍在，因为只要实现公平竞争和生源多样化，没有必要搞平均主义。不是说分流不对，而是说不能在义务教育阶段就提早分流，那样既不利于孩子的成长，也不能为国家和社会公平选拔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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