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冰点特稿第1233期：教育就是多给生命一条路( 三 )
在丑小鸭中学 ， 几乎每个孩子背后都有着沉痛的故事 。 一位来自上海的女孩说 ， 她痛恨自己重男轻女的家庭 ， 父母处处向着弟弟 。 她患上抑郁症 ， 割手腕 ， 不敢去学校 。 为了发泄 ， 她捅死了小区的一只流浪猫 。 后来 ， 她被父母送去一家封闭式医院治疗 ， “一发病就绑你” ， 待了一个多月 ， 被父母送来这里 。
2014年 ， 丑小鸭中学随机调查了100个“问题孩子” ， 发现74个孩子来自离异家庭、再婚家庭、单亲家庭、留守家庭等 ， 有的孩子几年才跟爸爸妈妈见上一面 ， 有的与一个爸爸、两个“妈妈”生活在一起 ， 他们要在“夹缝”里求生存 。
在詹大年看来 ， 丑小鸭中学的很多家庭丧失了家庭的功能 。 “这些孩子从小没有得到应有的呵护 ， 他们只希望自己快快长大 ， 可以自由、任性、报仇 。 ”
“我们也发现 ， 还有一类孩子的家长人格缺失 。 他们把孩子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和发泄的工具 。 ”詹大年说 ， 曾有一名当官的父亲跟他说 ， 自己可以指挥千军万马 ， 就是指挥不了孩子这个“狗日的” 。 他告诉这位父亲 ， 问题出在“指挥”两字 ， “不要以为家长是训人的 ， 家长是承担责任的 。 ”
他注意到一个女孩 ， 女孩父母都是大学教师 ， 但女孩骂父母是“婊子配狗” ， 并有自残行为 。 他觉得女孩心理问题很严重 ， 问家长孩子出了什么问题 ， 家长首先说的却是“学习不好” 。
丑小鸭中学一学期学费近3万元 ， 学生多数是城市孩子 。 詹大年发现 ， 很多孩子来自“三高”（高学历、高收入、高地位）家庭 ， 他们享受优越条件的同时 ， 被父母赋予了过高的期望 。
因为父母都是浙大博士 ， 陈艳的女儿陈阳感觉自己“不考个浙大都说不过去” 。 爸爸在杭州一所专科院校教书 ， 她记得小时候 ， 爸爸说如果她考上那所学校就打她 。 在家时 ， 她经常把门锁起来 ， 不锁门就“没有安全感” ， 因为妈妈“每过几分钟来看一眼” ， 看她是否在学习 。 一次看到她在画画 ， 妈妈边哭边骂 。
成绩下降令陈阳感到焦虑 ， “怕成绩下降影响中考 ， 中考影响高考 。 ”她在学校没有朋友 ， 感觉成绩下降后 ， 无人能倾诉 。
尽管知道妈妈王爱月工作很辛苦 ， 但李康讨厌妈妈因为成绩下降骂他“不争气的玩意” 。 他觉得老师很势利 ， 对地位高、有钱的家长轻声细语 ， 对自己父母则“不留面子、劈头盖脸地骂” ， 导致父母回家后拿他撒气 ， 说“再被叫老师就打你”“再考不好就不养你了” 。
李康说 ， 那时 ， 他开始怀疑学习的意义 ， “学习就为了让他们吵架吗？”他认为父母让他学习是为了将来找工作、挣钱赡养他们 ， “所有人纠缠都是为了利益” 。
一名学生说 ， 休学期间 ， 他感觉自己的“人生要完了” ， “毕竟他们灌输的观念是 ， 小学没考上个好初中就完蛋了 ， 初中没考上个好高中就完蛋了 。 ”
“一位好家长会关注孩子的喜怒哀乐 ， 关注孩子的生命成长、心理需求 ， 而不只是关注孩子的分数 。 ”在詹大年看来 ， “问题学生”源于家庭 ， 成于学校 ， 根本问题是教育的评价体系 ， “学校的教育评价服从于利益的设计 ， 分数成了利益的砝码 ， 学生成了教育的手段 。 这样 ， 关系的核心不再是‘人’ ， 而是‘利’ 。 ”
新教育研究院院长、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原校长李镇西注意到 ， 这些年 ， “问题孩子”越来越多 ， 且呈现低龄化的特征 。 他认为 ， 这与教育评价体系越来越注重分数有关 ， “原来我们评价的标准基本就是分数 ， 这个标准不但没有淡化 ， 而且越来越苛刻了 。 很多学校为了分数抢优生、甩差生 ， 还有的老师逼学生做智商检测、名正言顺把差生赶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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