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爵位分为两种,一种分封给宗室,另一种分封给异姓功臣或者外戚 。
宗室封爵的原则是,皇帝诸子分封为亲王,亲王嫡子继承亲王爵位,其他诸子则降等封王郡王,郡王嫡子继承郡王爵位,其他诸子再降等袭封镇国将军,以此类推,接下来是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和奉国中尉,虽然后期朱元璋的子子孙孙不断繁衍,宗室人数庞大,但是这个封爵的体制或者标准一直都没有发生变化,被严格的遵循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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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像
但是,分封给异姓功臣和外戚的爵位则不然 。在明朝,分封功臣的爵位分为公、侯、伯三等(去除了中国传统五等爵位之中的子爵和男爵),明初规定:“凡爵非社稷军功不得封”,所以一开始明朝对于封爵一事还是非常慎重和严肃的,只有社稷之功或者有军功之人才能封爵 。在朱元璋时代,封了六个开国公爵:韩国公李善长、魏国公徐达、曹国公李文忠、宋国公冯胜、卫国公邓愈、郑国公常茂,在开国那么多的元勋中,只有这六位位极人臣,获得顶级的爵位,甚至连朱元璋的亲密战友汤和都未能位列公爵,而神机妙算的刘伯温也只位列伯爵,可见朱元璋时代封爵的严肃和谨慎,封爵严格遵循了“非社稷军功不得封”的标准 。
【明朝爵位封号大全明朝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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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达像
而后朱棣在靖难之役中战胜了侄子建文帝,抢下了大明江山,为了表彰这些为自己卖命的文臣武将,朱棣又分封了一批爵位,被称之为“靖难功臣”,原燕王旧臣丘福、朱能被封为公爵,张玉、陈亨被追封公爵,另有13位燕王旧臣被封侯爵,12位燕王旧臣被封伯爵,以这些燕王旧臣的功绩论(虽然不见得光彩,但是对朱棣却是实实在在的功劳),封公封侯不为过,而且总数也不过三十余人,说明对封爵的控制依然十分严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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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难之役
但是随着王朝的慢慢延续,这个标准变得越来越松懈 。比如明英宗在夺门之变后将参与的功臣石亨,起初因战功进封武清伯,后又因夺门之变被封为忠国公,前者因战功而封,无可厚非,但是后者却因政变而封,难道是“社稷”之功?勉强说得通,但是此时的爵位已经丧失了原本的意味,变成了利益的交换 。与此类似的还有同样参与夺门之变、因此功被封为武功伯的徐有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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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门之变剧照
而到了崇祯年间,这种现象有更加恶化的迹象 。崇祯在位期间,内忧外患,大明王朝在农民军和清军的双重折腾下逐渐走向了死亡,而崇祯皇帝对大臣的控制力也逐步下降,尤其是那些手握兵权的武将们,无奈之下,崇祯皇帝只能用爵位来“收买”他们 。
在李自成逼近北京时,崇祯皇帝无奈之下令吴三桂放弃关外土地入关勤王,为了勉励吴三桂,“三月封三桂平西伯”,崇祯皇帝此时以伯爵加封吴三桂并非其有军功或社稷之功,只是希望他能够率领关宁铁骑迅速回京勤王,并不是事后论功行赏,而更似一种利益交换 。与吴三桂几乎同时受益的还有山东总兵刘泽清,三月十八日,“揭上,封泽清东平伯”,在北京城破的最后时刻,崇祯皇帝还发出了一道封伯的谕旨,用意同样也是“临清地近可虞也”,在崇祯和大臣看来,刘泽清的驻地离北京也很近,是可以依靠的另一支力量,但是很可惜,这道谕旨根本无法发出,而刘泽清也根本无意入京勤王 。
而当崇祯皇帝在北京自尽之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继位,史称弘光帝 。弘光继位之后,封爵更加泛滥,江北四镇因为武力支持福王登基,立下“定策”之功,史可法为了讨好四镇军阀,上疏弘光帝建议设立“江北四镇”,并为四镇请封,“黄得功已封伯,似应进侯;杰、泽清、良佐似应封伯” 。果然,不久,高杰等四人分别晋封兴平伯、广昌伯、东平伯和靖南侯,而这四人在此时根本毫无建树,四人不过是收拾了一些南下的残兵败将,因为清军没有南下而拥兵自守而已,弘光帝加封四人不过是对他们拥立自己为帝的感谢罢了,于社稷并无半点功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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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四镇
吴三桂降清之后,弘光朝廷对此并不知晓,他们以为吴三桂只是邀清军入关协助“剿匪”而已,所以弘光登基后还“封关门总兵平西伯吴三桂为蓟国公”,但是此时吴三桂已经是清朝的平西王了,所以根本不会在乎明朝的公爵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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