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浩浩荡荡的划时代运动中（无疑是过去一千年中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 焦虑这一长久以来被视为病态的情绪却扮演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种后世所谓的“存在性焦虑”经由彼特拉克播种蔓延 ， 在蒙田对人的发现以及笛卡尔的普遍怀疑（经由他的著名观点：我思故我在）中达至 ***。更为重要的是 ， 伴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深入 ， 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在悄然发生：城市化、工业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地域和阶级流动的增加、民主价值与自由的扩大……所有这些趋势（尤其是它们的综合叠加）都让焦虑爆炸性地增长 ， 其令人惊愕的传播性和变异性不亚于瘟疫 。于是 ， 焦虑一跃成为过去几百年间萦绕于个人、社会、国家乃至文明的关键词 。未必人人都有幸拥有闲暇 ， 无聊也只是偶尔光顾人们的生活 ， 辛勤劳作的人们甚至不知懒惰为何物 ， 但焦虑却肆无忌惮地袭击着每一个人 ， 从黎明到黄昏 ， 从工作到生活 ， 从咖啡馆到时装店……可惜人们对它普遍心怀厌恶（甚至恐惧） ， 且知之甚少 ， 这是人类这一物种更大的不幸之一 。
三
颇为有趣的是 ， 焦虑不仅是观察文明演化的窗口 ， 也是比较不同文化的镜面 。焦虑在中国文化中没有被专门研究（中医学中也没有“焦虑”的概念） ， 但中国人的焦虑传统可谓源远流长 ， 我们可以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成书的《左传》中窥见这一源头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谓：“豹闻之 ， ‘太上有立德 ， 其次有立功 ， 其次有立言’ ， 虽久不废 ， 此之谓三不朽 。”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孙豹所谓的“三不朽”成为后世中国人（尤其是士大夫）的人生信仰和价值追求 。就此 ， 对不朽的焦虑——是否德行圆满 ， 是否建功立业 ， 是否著书立说等等——成为中国人自身普遍焦虑（甚至是对下一代）的核心 ， 这种对肉身易逝、精神长存的朴素追求贯穿于中华文化发展的全过程 。因此 ， 当我们读到《论语》中的“人无远虑 ， 必有近忧”或汉代《古诗十九首》中的“生年不满百 ， 常怀千岁忧”时 ， 便不难体会到其中所蕴含的属于中国人的普遍性焦虑 。
在资本主义萌芽的16世纪 ， 处于中国传统地位序列（即“士农工商”）末流的商人也在内心涌动起追求不朽的焦虑 ， 在个体自由和社会关系悄然变化的大背景下 ， 中国人的焦虑也和西方人一样迅速扩散和蔓延 ， 这一愈演愈烈的趋势至今没有停歇 。对此 ， 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在田浩《朱熹的思维世界》增订版序言中敏锐地指出：“这是16世纪以后商人为自己身后树碑立传的心理动力 ， 我曾称之为‘求不朽的焦虑’(immortality anxiety) ， 恰与卡尔文教派所谓‘求解救的焦虑’(salvation anxiety)相映成趣 。”可见 ， 在明代后期这样一个大转型期内 ， 商人世界居然也出现了“不朽”的焦虑 ， 这反映了商人阶层的兴盛以及儒、商互动的深入 。就这样 ， 焦虑以不可阻挡的趋势在中西方世界横行肆虐 ， 并在接下来的数百年间逐渐演化成为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 。
进入17世纪 ， 由斯宾诺莎代表的理性主义和帕斯卡尔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开始交汇碰撞 ， 焦虑恰巧处于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模糊地带 ， 这一对立思想的交锋与碰撞为揭开它的神秘面纱提供了一种难得的视角 。斯宾诺莎认为 ， “任何东西都努力保持自己的存在 。这种努力就是存在本身；它只表现在一段不确定的时间里 。”这种努力如果与心灵相联系 ， 它就是意志；这种努力如果同时与身体和心灵相联系 ， 它就是欲望 。对于不同事物的欲望就产生了情感 。斯宾诺莎从理性主义的立场出发 ， 认为情感是一种混淆的、有局限的观念 ， 它对人的行为的影响使人处于被奴役的状态 。他没有直接研究焦虑问题 ， 而是谈及了恐惧 。他认为恐惧是一种不确定的痛苦 ， 而希望是一种不确定的快乐 。“没有希望就没有恐惧 ， 反之亦然 。恐惧起于心智的软弱 ， 因此是理性没有运作的缘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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