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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上的丝绸–以河西出土实物和汉简为中心“丝绸之路”一词，自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来以后，内涵和外延一直处在变化之中。到现在为至它实质上已经成为一个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象征性符号，为社会各界接受和运用。近年来随着
丝绸之路上的丝绸
–以河西出土实物和汉简为中心
“丝绸之路”一词，自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来以后，内涵和外延一直处在变化之中。到现在为至它实质上已经成为一个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象征性符号，为社会各界接受和运用。近年来随着丝绸之路沿线相关遗址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成功和中国政府“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的研究也在逐步深入。有学者由于关注的范围不同，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新的叫法，例如有“陶瓷之路”、“茶叶之路”、“玉石之路”、“青金石之路”、“丝瓷之路”、“佛教之路”等等[1] 。但都没有“丝绸之路”这一概念具有代表性和涵盖性。再说中国是丝绸大国，历史悠久，辐射面极广，丝绸贸易也是中国文化的代表性符号。
一个世纪以来，在甘肃的河西地区不仅出土了大量汉简，而且出土了数量可观的两汉时期的丝和丝织品实物。这对研究丝绸之路的“丝绸”和“路”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就河西地区出土的丝织品实物以及汉简中对丝绸的记载作一些介绍，以供进一步研究。
一、出土的丝绸实物
经过最近可移动文物的普查可知，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简牍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高台县博物馆、肃州区博物馆、敦煌市博物馆等文博单位都收藏有数量不等的两汉时期的丝织品。但是经过集中发掘的遗址主要是敦煌马圈湾遗址、居延遗址和悬泉置遗址。下面主要以此三个遗址为例来说明两汉丝织品的出土情况。
敦煌马圈湾遗址， 1979年发掘。除出土汉简1217枚以外，还出土其他遗物343件。其中有各类纺织品140件。114件纺织品中有丝织品114件，毛织品和麻织品各13件。丝织品占全部纺织品的81.4% ，而毛、麻织品各占18.6%左右[2] 。丝织品主要有锦、罗、纱、绢等遗物。
在上世纪30年代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组织的居延考古中，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沿着额济纳河流域进行了地毯式考察发掘，除了发现著名的居延汉简外，还发现了纺织品848件。其中丝织品681件，毛织品97件，麻织品70件。各占纺织品总数的80%、11.4%、8.2%[3] 。
上世纪70年代初，由甘肃省文博部门发掘的甲渠候官遗址和肩水金关遗址，除出土20000多枚“居延新简”外，同样出土了相当数量的纺织品。有丝织品282件、毛织品1件、麻织品32件。总计出土各类纺织品315件。其中丝织品占89.5%、麻织品占10%、毛织品只占0.3% 。
1990年至1992年发掘的悬泉置遗址，除了出土20000多枚汉简和其他遗物外，还出土了大量纺织物，据初步统计，各类毛麻丝织品共有2306件，其中丝织品909件，占总数的39.41% ，毛织品587件，占25.45% ，麻织品810件，占35.12%[4] 。以上三处遗址中，只有悬泉置遗址出土丝织品的比重大约在三分之一强，其他地区所出，丝织品都在80%以上。
三处遗址纺织品数据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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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处遗址出土的丝织品近2000件，数量相当可观。品种亦极为丰富。但是要研究数量如此之多年代如此久远的丝织品，则需要专门的知识和技术设备，有待在今后的岁月中逐步进行。有一些标本已经在中国丝绸博物馆常年展出。应展出之需，赵丰和周旸二位先生已对展出品作过研究和鉴定。下面的介绍主要参考了展览说明和赵丰主编的《丝绸之路：起源、传播和交流》以及徐铮、金琳主编的《锦程：中国丝绸与丝绸之路》[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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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采绢，出自敦煌悬泉置遗址。一组5件，均为残片。经中国丝绸之路博物馆鉴定：经密在60～80根／厘米之间，纬密在25～40根／厘米之间。其中2件呈蓝色， l件呈红色， l件呈黄色， l件呈本色。其中比较有趣的是黄色绢的染料检测。通过比对其在不同波长光照下的颜色变化，发现该织物的染料中含有小檗碱。小檗碱是天然黄色染料黄檗（Phellodendron spp.）的主要色素成分，在紫外光照射下往往会呈现出绿色的荧光，这一典型的特征有助于快速鉴别黄檗染料。黄檗染丝绸极易上染，从汉晋织物到明清服饰中均发现有小檗碱及其衍生物，但是黄檗的光照色牢度较差，短时间的光照即导致颜色变深，所以出土的黄檗染色织物往往呈现土黄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