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语言学兴盛的时代正在到来|读书 | 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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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教社世界语言小史丛书”旨在助力广大外语学习者较系统地了解某一门语言的发展历程。每个分册主要介绍该门语言在历史上各个时期所处的社会状况、文化状况以及与语言变化相关的外部因素等，语言与文化交相辉映，力求带给读者不一样的学习体验。
丛书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博士担任主编，由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的相关领域专家精心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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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序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推出“世界语言小史”丛书，社长孙玉先生希望我为此写序，简介这套丛书的出版背景。犹豫再三，我还是答应完成这项任务，犹豫的原因是，虽然我上大学时学的是语言专业，对语言学的知识很感兴趣，也有些阅读体会，但远不足以评说专业工作成果；之所以答应，是觉得应该向读者介绍一下本丛书产生的背景。我深切地感到，语言学知识是人类知识体系中最丰富、最基础也是最为神奇的一部分，是我们所处之万物互联、智能互通时代的灵魂部分。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以及数字技术的变革，一个语言学兴盛的时代正在到来。限于篇幅，恕不对此赘述，我还是言归正传完成介绍丛书背景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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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1 月来到上海外国语大学工作之前，我在德国柏林工作六年，其间经历过几件与语言研究和语言教育相关的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第一件事是，2013 年参观柏林自由大学孔子学院举办的德国汉语教学历史展。自由大学罗梅君教授（Dr. Mechthild Leutner）和余德美女士（DagmarYu-Dembski）带领孔院团队对德国汉语研究与教学三百多年的历史做了系统梳理，展览很成功。其间，德国东方学家米勒（Andreas Müller，1630-1694）声称发明汉语速成方法“中文钥匙 ”（Clavis Sinica）并待价而沽的神奇故事深深地吸引了观众。17世纪的欧洲经历了文艺复兴的洗礼，语言从基督教意义上神谕的载体变为人认识自己和自然的工具。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Locke，1632-1704）认为：解释不清语言，就解释不清人何以能认知世界，就无从谈论知识。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相信，数字和字母的组合可以构成人类思想的“通用字母”，一种“普遍语言”将让人类各民族 间的交际不再有语言的障碍。此时汉语被介绍到了欧洲，给寻求普遍语言 的热情增添了活力，莱布尼兹和洛克等人都试图在汉语和汉字中找到启发，借助“普遍语言”或“元语言”实现人类普遍交流和普遍认知，回归到 “前巴别塔”时代的神性境界。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莱布尼兹要向米勒请教快速有效学习汉语的方法。不过，史学家认为，莱布尼兹在学习汉语方面并未获得他希望得到的帮助，米勒最终也没能像他宣扬的那样公布汉语 速成的方法。虽然米勒的汉语速学法被认为是商业炒作，但我们仍然能够 从欧洲人17世纪热衷于普遍语言的探索中感受到语言知识被赋予的崇高地位—语言是人回到神性世界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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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事是，柏林各大学术研究机构每年夏天都要联合举办“科学长夜”活动，向市民公开展示各自的研究成果。向社会开放，是学术和文化机构的社会责任；而时间放在晚上，是为了方便白天工作的市民。洪堡大学地处城市中心，每至科学长夜，校园里熙熙攘攘，各类学术活动丰富多彩。该校亚非所也经常组织展示，有些年份还邀请来自亚非国家的专家介绍各自的语言和文化。因为内容陌生或是活动的形式单调，亚非所的展示不像其他“学术摊位”那么热闹，来此体验的人不多；而我差不多每次都去看看，一是有兴趣，二是这里相对安静。有一年的“长夜”上，亚非所展出了一些声音资料供参观者体验，是很多年前非洲人的录音，尽管听不懂，但从声音档案可以想象出说话人可能的遭遇，感受到殖民统治年代压迫者的傲慢和被压迫者的悲惨。俾斯麦时期（19 世纪下半叶），德意志帝国进入了殖民扩张的行列，但帝国缺乏与殖民地区相关的语言能力和知识储备，也因此更缺乏能够经营和管理“殖民事业”的人才。这促使俾斯麦在1887年设立了“东方语学院”（Seminar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简称SOS）。学院挂靠在柏林大学（现称洪堡大学），但在联邦政府（外交部提供经费）支持下独立运作，主要目的是为各领域培养会目标地区语言、懂目标地区社会文化情状、能够从各方面参与殖民事务的人才。这样一项对帝国十分迫切的任务，是当时学科划分日益细化的传统大学难以完成的，它需要学科间的交叉协同和行政资源的协作整合，学院挂靠在柏林大学又独立运作的原因大抵如此。德国人的做法引起了英国人警觉。英国人认为，德国建立东方语学院是在与英国竞争殖民实力；他们甚至把德国每设立一个东方语新教席比喻成新造了一艘军舰，并宣称英国人不应输掉这场由德国人挑起的“东方学竞争”。这段历史催生了后来的伦敦亚非学院。从德国东方语学院的建立、发展及由此激起英德东方学竞争的历史看，19世纪欧洲外语教育机构的建立与欧洲的殖民扩张政策相伴而行，语言能力是国家实力政策的一部分，外语是实行殖民扩张政策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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