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过去,萨义德的《东方学》仍然诉说着当下( 二 )


对印欧语系的识别,在世界史上引发了不可估量的后果 。它不仅扰乱了常规的语言史概念,还引起了一个世纪的语文学争论,但随着语言和种族的合流,它很快就生成了各种关于种族的起源与发展的理论 。在不同时代被称为“雅弗族”语言(得名于诺亚的儿子雅弗,区别于源于诺亚的另外两个儿子闪和含的“闪族”语言和“含族”语言)或“印度-日耳曼”语言的印欧语系开始被称为“雅利安语”——因为人们认为,它们起源于亚洲的雅利湖附近 。1819年,通过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1772—1829)的努力,“雅利安”这个术语获得了广泛的权威(Poliakov 1974:193) 。这个术语变成了一个接近欧洲国家之核心的观念——独立的语言意味着独立的种族/民族起源——的象征 。19世纪初,在用雅利安种族的神话来激励德意志青年的时候,施莱格尔的修辞启动了一个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屠杀的进程 。因此,这个原本有统一有着广泛文化差异的各族人民——印欧语言社群,多样如印度人、波斯人、条顿人和盎格鲁-萨克逊人那样的人民——之潜能的概念,在满足欧洲人根深蒂固的种族自负的同时,变成了最咄咄逼人的种族极化发展的根源 。
把东方学单纯视为19世纪现代帝国主义发展的产物的做法是很有诱惑力的,因为欧洲对东方的控制,的确要求它为自己在文化和经济上的支配给出一个智识上的理由 。但话语是被——我们可以这样说——“多因素决定的”(overdetermined):也就是说,许多不同的因素都对历史上的这个时候的这个特定的意识形态建构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新兴的欧洲国家的帝国主义,只是这些因素中的一个(尽管也是显著的一个) 。这些影响的支流也随国家而变,比如说,英国的工业支配及其殖民占有的政治经济;法国革命后的民族命运感;德国条顿人社群持续了数个世纪之久的对血统的重视 。所有这些合在一起,共同生产出一种研究东方文化的激情,后者也见证了像民族学、人类学、古生物学和语文学那样的新自然与人文科学学科的诞生,以及像历史学和地理学那样的既有学科的变形或形式化 。东方学包含的智识学科也远远不是铁板一块的,相反,这些学科的多样性,主要的欧洲国家不同的文化史对它们的“多因素决定”意味着,东方学也发展出了不同的智识风格 。
但尽管东方学学科是复杂而多样的,东方学学者的研究也都是在特定的规范内操作的,比如说这样的假设——西方文明是历史发展的顶点 。因此,东方学的分析,几乎总会进一步肯定东方社会的“原始”、“原初”、“异域”和“神秘”的性质,并时常断定印欧语系的“非-欧洲”分支的堕落 。在这方面,东方学尽管助长了很多学科,却可以被当作福柯所说的“话语”来看:一个连贯一致、边界分明的社会知识领域;一个人们借以认识世界的陈述构成的系统 。
话语中有一些不成文的(有时还是无意识的)定义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的规则,东方学话语也有许多这样的在成规、习惯、预期和假设的领域运作的规则 。在一切获取关于世界的知识的尝试中,被认识的东西,在极大程度上是为它被认识的方式所决定的;一门学科的规则,决定了人们能够从中获得的是何种知识,而这些规则的强大及其不被说出的性质也表明,学术学科是原型形式的话语 。但在这些规则贯穿多个学科,提供限定此类知识之生产的边界的时候,那种言说和思考的智识习惯就变成了一种像东方学那样的话语 。这种支持东方学的话语连贯性的论证,是萨义德对现象的分析的关键,也是他的论证的说服力的来源 。欧洲的知识,通过不断地在东方学话语内建构它的对象,才得以维持其对该对象的霸权 。把注意力集中在东方学这个复杂现象的一个面向上,使萨义德能够把东方学阐述为文化支配机制的最深刻的例子之一,阐述为帝国的控制,以及今天也继续影响着当代生活的那种控制的过程的转喻 。因此,《东方学》的核心是展示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联,因为东方学话语在“认识”东方的过程中建构和支配了东方 。
《东方学》的在世性:以“东方人”的视点逆转话语的“目光”
《东方学》是一部毫不掩饰的政治的作品 。它的目标不是研究那一系列的学科,也不是细致地阐述东方学的历史或文化的起源,而毋宁说是逆转话语的“目光”,从一个“东方人”的视点来分析它——“清点那种文化在东方主体上留下的痕迹……那种文化的支配,是所有东方人的生活中的一个强力的事实”(Said 1978a:25) 。何以萨义德这位著名的美国学者能够声称自己是一个“东方人”这件事情,再次重复了贯穿他的作品的那个反复出现的矛盾 。但他在美国(在美国,“东方”意指危险和威胁)的生活经验,是《东方学》的在世性的来源 。这本书的来历展示了东方学话语的深刻影响,因为它直接出自一个阿拉伯巴勒斯坦人在西方的“令人沮丧的”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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