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它是在殖民者的社会和文化中生成的，但它却变成了这样一种话语：被殖民者也会在这种话语内看待自己（就像在非洲人接受帝国对他们的看法，认为自己是“直觉的”和“感性的”，并断定自己与“理性的”和“非感性的”欧洲人不同的时候） 。至少，它也在被殖民者的意识中创造了一个深刻的冲突，因为它与其他关于世界的知识是冲突的 。
作为一种话语，东方学被赋予了学院、制度和政府的权威；这个权威，把话语提高到一个重要的、尊贵的层级上；而话语因此而获得的重要性和特权，又保障了它与“真理”的等同 。经过一段时间后，东方学学科创造的知识与现实生产出一种话语——而“真正为从它（东方学）那里生产出来的文本负责的，不是某位既定的作者的原创性，而是它的物质的在场或重量”（Said 1978a：94） 。萨义德认为，通过这种话语，西方的文化制度要为那些“他者”、东方人的（被）创造负责，而这些他者和东方与西方的差异，又帮助建立了欧洲赖以确立自己的认同的那个二元对立 。支撑这一界分的，是东方和西方之间的那条“与其说是一个自然的事实不如说是一个人类生产的事实”的界线（Said 1985：2） 。处在对像“东方”那样的实体的建构核心的，是地理的想象 。它要求维持严格的边界，以区分东方和西方 。因此，通过这个过程，它们都获得了使那个区域“东方化”的能力 。
当然，东方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是西方和东方之间的权力关系，在这个关系中，前者（即西方）占优势 。这个权力和关于东方的知识的建构密切相关 。它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关于“臣属种族”或“东方人”的知识使对他们的管理变得容易和有利可图；“知识带来权力，更多的权力要求更多的知识，如此反复——信息与控制之间存在一种越来越有利可图的辩证”（Said 1978a：36） 。
东方学话语创造的、内嵌于东方学的关于东方的知识起到了建构一个次属于、服从于西方支配的东方和东方人的意象的作用 。萨义德说，关于东方的知识，因为是力量生成的，所以也就在某种意义上创造了东方、东方人及其世界 。
在克罗默和贝尔福的语言中，东方人被描述为某种你可以审判的（就像在法庭上那样）、你可以研究和描绘的（就像在学校的课程里那样）、你可以规训的（就像在学校或监狱里那样）、你可以配图说明的（就像在动物园手册里那样）的东西 。要点在于，在每一种情况下，东方都被支配的框架给控制和代表/再现了 。（Said 1978a：40）
创造作为“他者”的东方是必要的，这样，西方才可以通过调用这样一个对比项来定义自己，强化自己的认同 。
东方学的再现不只得到了像人类学、历史学和语言学那样的学术学科的强化，也为“达尔文关于幸存与自然选择的论题”所强化（Said 1978a：227） 。因此，从东方学的视角来看，对东方的研究，永远是从一个西方人或西方的视点出发的 。根据萨义德，对西方人来说，
东方永远和西方的某一面相像，比如说，对一些德国浪漫主义者来说，印度的宗教本质上是日耳曼·基督教泛神论的东方版 。而东方学家，则把这个——他永远在把东方从一个东西转化为另一个东西——当作了自己的工作：他为他自己，为了他自己的文化而做这个工作 。（Said 1978a：67）
这种对东方的编码，以及对东方与西方的比较，最终确保了这点：东方的文化和视角被看作一种偏差、一种变态，并因此而获得一个低劣的地位 。
东方学话语的一个本质特征是东方和东方人的客体化 。它们都被当作可被审视和理解的客体来对待，而这个客体化，在“东方”这个术语中就得到了确认——“东方”包含一整个地理区域和一大批人口，比欧洲大许多倍，也比欧洲多样许多倍 。这样的客体化引出了这样一个假设：东方本质上是铁板一块的，它的历史是静止不变的；而实际上，东方却是动态的，它的历史也是活跃的 。此外，东方和东方人也被视为被动的、无参与的研究对象 。
不过，就西方的知识总会不可避免地引出政治的意义而言，这种建构也有一个独特的政治维度 。在东方研究的兴起和西方帝国主义的崛起那里，这点得到了最好的例示 。19世纪印度或埃及的英国人对那些被他们发现的、沦为英国殖民地的国家发生了兴趣 。萨义德指出，这看起来可能“和说所有关于印度和埃及的学术知识在某种程度上都受到了恶心的政治事实的沾染、印刻和侵犯”截然不同，“但这就是我在这本对东方学的研究中要说的事情”（Said 1978a：11） 。萨义德之所以能这么说，是因为他坚信，这种话语是在世的：“任何人文科学中的知识生产都不可能忽视或否认其作者作为一个人类主体对他自己的境遇的参与 。”（Said 1978a：11） 。学术知识被政治和军事力量“沾染”、“印刻”和“侵犯”这个观念不是说，像德尼斯·波特（Dennis Porter 1983）指出的那样，东方学话语的霸权影响不是通过“同意”来运作的 。相反，它说的是，在殖民主义的语境中，看起来在道德上持中立态度的对知识的追求，实际上充满了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假设 。“知识”永远是一个再现的问题，而再现又是一个给意识形态概念以具体形式，使特定能指表示特定所指的过程 。支撑这些再现的权力，与政治力量的运作是分不开的，即便它是一种不同的权力，一种更微妙、更具穿透性，也更不可见的权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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