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通过剧场的比喻，来阐明我们理解这种二元的、刻板印象式的认识中的那个被称为“东方”的“他者”的方式 。作为一个学识领域的东方学这个观念暗示着一个封闭的空间，而再现这个观念则是剧场式的：东方学的东方是一个舞台，而整个世界的东方就被限制在这个舞台上 。
在这个舞台上将出现这样的人物，他们来自某个更大的整体，而他们的作用，正是代表/再现那个整体 。因此，东方看起来不是一个在熟悉的欧洲世界之外的、无限的（地理）延伸，而毋宁说是一个封闭的场域，一个附着于欧洲的剧场舞台 。（Said 1978a：63）
想象的地理学给了为对东方的理解所特有的一套语汇、一种代表/再现性的话语以合法性，而这套语汇和话语，也就变成了人们认识东方的唯一方式 。东方学因此也就变成了“彻底的现实主义”的一种形式，通过它，东方的一个面向被一个词或短语给固定了，“接着，这个词或短语也就被认为获得了现实，或者更简单地，它本身就是现实”（Said 1978a：72） 。
萨义德的分析的焦点，是由他所看到的19世纪东方学的飞速发展和欧洲帝国主义支配的兴起之间的密切关联提供的 。通过他赋予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这个事件的重要性，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分析的政治导向 。尽管不是19世纪初席卷欧洲的东方学的开端，但拿破仑的计划，的确展示了学术知识和政治野心之间的最有意识的联姻 。当然，1870年代印度总督瓦伦·黑斯廷斯做出的在梵法基础上组织印度的法院系统的决定，为帮助翻译梵文的威廉·琼斯的发现铺平了道路 。这表明，任何种类的知识都是有位置的，其力量也来自它所处的政治现实 。但拿破仑的战略——说服埃及人，他是代表伊斯兰而战的，而不是要反对伊斯兰——利用了法国学者所能搜罗的一切可用的、关于古兰与伊斯兰社会的知识，它全面地演示了知识的策略和战略力量 。
在离开埃及后，拿破仑给他的副官克雷贝尔严格的指示：永远通过东方学家和他们可以争取到的伊斯兰的宗教领袖来管理埃及（Said 1978a：82） 。根据萨义德，这次远征的后果是深刻的 。“相当确切地说，占领引出了整个现代的对东方的经验：人们是从拿破仑在埃及建立的话语宇宙内部出发来诠释这种经验的 。”（Said 1978a：87）萨义德说，在拿破仑之后，东方学的语言本身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它的描述性的现实主义升级了，在升级后，它不再只是一种再现风格，而变成了一种语言，也变成了一种创造的手段”（Said 1978a：87），其象征是充满雄心的对苏伊士运河的建造 。像这样的主张展示了，为什么萨义德的论证如此有说服力，以及为什么在1970年代的时候它能够抓住批评家们的想象 。更细致的考察将揭示，最密集的东方学研究大多是在像德国那样几乎没有什么殖民地的国家展开的 。更广泛的分析也会揭示，东方学领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再现风格 。但拿破仑的远征给东方学家的工作指出了一个明确无误的方向，后者不但在欧洲和中东史上，也在世界史上留下了一笔还在持续传承的遗产 。
从根本上说，东方学会有这样的力量和这样无与伦比的生产能力，是因为它强调文本性，它倾向于从先前写就的文本获得的知识的框架内介入现实 。东方学是密集的多层次写作，这些写作号称要直接介入它们的对象，但事实上却是在回应先前的写作，在先前的写作的基础上建造 。这种文本的态度一直延续至今，
如果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反对以色列人的定居和对他们的土地的占领的话，那么，这不过是“伊斯兰的回归”，或者说，就像一个著名的当代东方学家解释的那样，不过是伊斯兰的一个在7世纪时被奉为神圣的原则，即伊斯兰对非伊斯兰的人民的反对而已 。（Said 1978a：107）
东方学的话语：一种权力/知识的表现
我们最好从福柯的角度，把东方学看作一种话语：一种权力／知识的表现 。萨义德说，在不把东方学当作一种话语来考察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理解“后启蒙时期，欧洲文化借以在政治的、社会学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科学的、想象的意义上管理——甚至是生产——东方的那套极为系统的规训”（Said 1978a：3） 。
接着我们先前看到的话语概念往后说，殖民话语是一个由关于殖民地和殖民地人民，关于殖民的列强，关于二者之间的关系，人们可以做出的陈述构成的系统 。它是关于那个世界——殖民化的行动就是在这个世界中发生的——的知识和信念的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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