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热线金牌客服的困惑:到底该给拨打热线的家长多少帮助?( 五 )


在我看来,问题再清楚不过了 。每个人应当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家长在孩子的成长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应当去做孩子们的引导者和保护者 。明年六月即将生效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也明确细化了家庭监护职责,如果家长做不到这些的话,孩子们很有可能会失控——沉迷游戏只是失控的一种表现 。没有游戏,还会有别的 。

未成年人热线金牌客服的困惑:到底该给拨打热线的家长多少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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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沉迷游戏,本质上是成长过程中教育的问题
“我们有时候会去和孩子们沟通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当时问一个女孩,你为什么花妈妈那么多钱呀,妈妈挣钱也是很辛苦的 。女孩说,我就是为了引起她的注意 。”娜娜告诉我,“他们家确实也不缺钱,但是孩子说,只有我花了这么多钱,她才会看看我……”
陶金告诉我,大部分要求退费的家长年龄层都是35-45岁,这些家长当小孩的时候没有互联网,他们根本不知道该如何教育孩子 。“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群体,比如说从事体力劳动的社会人群 。虽然他们可能每天都在用手机,但对于信息技术的认知的确不完善,所以我们恰恰要跟他们说怎么去教育小孩、怎么去做这件事,把教育的内容填充到服务里面 。” 陶金说 。
教育对于很多家庭而言就是一个死结,它涉及到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很多孩子从未被人真正在意,但家长又要求他们忽然变得听话懂事,所有的矛盾冲突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逐一引爆,最后落在客服手上的是混乱的局面,而这通常不是几通电话能解决的事儿 。
退费,这是家长们打电话进来的核心诉求 。但他们的诉求往往不只是退费这么简单 。在很多通电话中,他们向客服诉说着自己失败的教育经历,诉说着进退两难的家庭情况,寻求情绪上的支持 。他们对着电话,或者愤怒,或者困惑,或者悲伤地问出:“怎么办呢?”
寻找边界
这个问题一般由大勇来回答 。
大勇是客服团队里的专家 。一方面,他是年轻客服们的大后方,任何解决不了的电话都可以交给他 。另一方面,他也负责教育回访,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教育辅导服务 。
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大勇喜欢跟家长们聊天 。到了他这个环节,每通电话已经不再有时长限制,“经常一聊就是一两个小时” 。他最擅长的是跟家长们分享亲身的教育心得,说一些推心置腹的话,先让家长们产生共鸣,然后给他们一些教育方法上的启发 。说起来也是朴素直接,“我都能做到,你为什么不试试这种方法呢?”
推心置腹一般会有回报 。有些家长其实只需要倾听就够了——在那些家长的生活中,同样没有人认真地倾听和交流 。“他们告诉我,从来没有人跟他们说过这些 。”大勇说,“如果你足够真诚,他们是能感知到的 。绝大多数的家长最后都能沟通,而他们的家庭关系也能够获得改善 。”
主动介入当然会起到效果,但于对腾讯来说,无论它的产品能够产生多大的影响力,这种程度的主动性似乎已经到极限了 。陶金告诉我,早在18年的时候,腾讯就开始在当时的“少年灯塔”产品上投放教育资讯的内容,也投入到了一对一的教育辅导工作当中 。但他总会不自觉地想到一个问题,这种边界性的工作是不是企业必须做的?
我也有这个困惑 。是什么让一个客服人员需要承担起教育家长的责任?在大多数时候,我都觉得他们已经做得足够多了,甚至有点儿太多了——我既有关于隐私和权限的隐忧,又觉得腾讯承担了本不该由他们承担的责任 。有些问题并非他们可以解决,有些问题根本不该他们解决,有些问题根本不是游戏的责任 。然而,当每一个具体的问题摆上台面,当每一个无助的家庭出现在眼前、而客服团队看起来是他们最后的呼救时,客服往往选择回应这种呼唤 。
现实的情况是,当家长找到客服的时候,“服务已经是最后一步了” 。压垮这些家长的稻草是家庭中发生的事情,而到了诉诸客服的时候,用户的家庭关系往往已经很恶劣了”,客服人员只能在处理诉求的同时,尽力做出一些劝告 。但这并不是总有成效 。
娜娜告诉了我一个令人心碎的案例 。“我记得那是一个诉讼的案例——其实诉讼的核心也是退款啦,算是一种特殊的申请 。诉讼结束后呢,有专员就给家长签署……类似就是和解书吧,那个和解书上写着,后续家长要负责做好监管 。”
“这很正常,对吧?”娜娜表情变得凝重,“但是家长就不签 。他明确表示,他和孩子妈妈离婚了,这孩子妈妈也不爱,爸爸也不疼,就跟着爷爷生活 。爸爸外出打工,不和孩子在一起 。他说自己没有办法管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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