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在第二象限（5G渗透率低、对总体经济影响度高）的行业是5G产业导入的重点方向，应鼓励技术和模式创新，增加5G的渗透率和影响力；
处在第三象限（5G渗透度低，对总体经济影响度低）的行业重要性相对较低。处在第四象限（5G渗透度高，对总体经济影响度低）的行业，导入前景不确定。
基于对重点领域课题的研究和分析，刘俏表示，无论是碳中和，还是5G/6G的行业导入，都需要大量的投融资，未来整个宏观经济政策制定逻辑，可能都需要随着新发展阶段的到来而进行一些调整。
新发展阶段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具体举措
目前宏观政策基本锚定的变量是GDP，例如对投资率、宏观杠杆率、广义货币供给的计算。但是刘俏对“GDP能否反映一国的整体价值”提出了怀疑：衡量一个国家整体经济实力、国家信用、国家资源的动员能力、国家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能力，GDP可能是一个非常狭义的概念。以中国为例，能展现出来的国家能力价值远远不能被简单的GDP所衡量，整体价值可能远高于GDP。
如果用远大于GDP的整体价值做分母，中国的杠杆率是否还像大家理解的那么高？中国的投资率是否还有进一步提升的巨大空间？
刘俏提出，宏观政策的出发点应从现有的GDP延伸至新的目标体系：有利于新发展动能的出现；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有利于经济保持一定增速；有利于1.5亿个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生存与发展；长远讲，有利于国家整体价值的提升，有利于形成国家核心竞争力等。他认为，这种转换，可以带来全新的政策的构想和思路。
对于有观点认为的积极的宏观政策可能会带来金融风险，认为大量的财政政策可能带来债务泡沫，泡沫破灭之后将出现各种各样的金融危机。刘俏回应称，我们做了一个思想试验，验证这个结论是否在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针对某些经济体是否一定适用。
刘俏表示，光华思想力研究团队尝试着构建了一个叫做“政策空间”的新指标：如果一个国家的整体价值远远高于它的GDP，国家就有足够强大的政策空间去实施、去对冲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一些风险。这种情况下，国家在整个宏观政策执行的力度上，可以更加积极一些。
对一些经典模型加入“政策空间”指标后，研究团队得到一个结论：政策空间比较大的国家，往往能够承受比较高的债务率和比较激进的财政政策，也有足够强大的实力去对冲整个经济生活中出现的风险，这种能力在那些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比较高、企业的投资效率比较高的国家和经济体中更为突出。
基于这个研究，刘俏指出，未来中国可以从更加积极的政策取向方面去思考未来宏观政策的总体架构，采用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中有进的货币政策。
刘俏再次强调，中国需要大量的投融资聚焦于节点领域、节点行业，也需要更加积极的宏观政策去做配套，规范投资，强化市场化资源配置和新增资金投入。
刘俏盘点了关键领域和节点行业，包括双碳目标、中小企业扶持、共同富裕、新基建（5G/6G、地空天通信网络）、生育福利、基础研发、美丽乡村、人力资本投资、新型城市化和公共服务体系等。
“这些领域都是未来构建新发展模式、构建新文明形态所需要投资的基础核心行业和领域，要从宏观政策的角度做相应的底层逻辑和构想的调整。”刘俏表示。
新京报贝壳财经采访人员 侯润芳 校对 卢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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