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浩也很清楚，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可能面对的风险，事实上，他的新老板夫妇之前就因为员工出了严重事故，“赔了二十多万，公司也改名了”。工作了近半年，林浩也不知道公司有没有给他买意外险，他总抱着谦逊的学习心态，接受种种并不合理的工作安排：这里每天工作十个小时，每周工作七天，每个月可以休息三天，所有的法定节假日只休息一天，这些休息日都可以选择不休息，但无论是周末、每月的休息日还是法定节假日，加班都没有双倍工资。
工作这样忙，林浩还报名了国家开放大学的大专课程，也是学汽修专业，每周上两次课，每天晚上线上学习，看直播、做题。本以为他是要在这个专业继续进修升级，结果他考学的理由却有点让人哭笑不得。
“上大专是家里人支持，现在老家娶老婆，没有个大专文凭，人家相亲都不看你的。之后我可能还要专升本。在这里上班是没有前途的，读不读大专也没什么关系。这里工作快十年的老师傅，可能工作稍微轻松一点，工资也就大概五六千块，老家娶个老婆，彩礼都要三十万。其实我现在也不想谈恋爱，太累了。就是家里催得紧。……我一直想回老家，感觉外面太累了。也不想挣很多钱，钱够用，平平淡淡就可以了。我以前在老家，十几岁就会开拖拉机耕田了，还是种田有趣。”
工作三年，林浩的收入从1200元到现在的3500元，看起来增长迅猛，但事实上，他所在地区2020年在岗职工的月平均工资已经达到7800余元，他目前的工资不足当地平均工资的一半。
低收入并不只是中职生会面对的就业困境，根据《2020年中国高职生就业报告》，接受调查的2016届高职毕业生，毕业半年后的月平均收入为3599元，而毕业三年后的月平均收入为6379元[3]，看似收入增长了近一倍。而事实上，2019年我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已经达到93383元一年[4]，即约7780元每月，调查中高职毕业生工作三年后的工资距离全国平均水平尚有一段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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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对于林浩与其他职校毕业生而言，无论是在流水线还是在城市的服务岗位，工作辛苦或者工作环境恶劣几乎已经构成他们日常生活的必然，更让他们感到无望的，无论是日复一日枯燥重复的简单劳动，还是像林浩一样有幸给一个像“兄弟”一样的老板打工，“打工”的出路都是一样的，那便是没有出路。
林浩尚且有农村可回，童年的务农经验让他对农业劳动并不陌生，但是大多数的职校毕业生并无乡可归，且不论他们是否具有农业劳动的技能，在农村土地流转、资本下乡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农地被集中在资本手上，这些职校毕业生可以选择的只能是在城市“打工”，或者回乡村“打工”。
一直在离职，一直在飘荡“一直在离职，一直在飘荡，就像个流浪人一样，居无定所。”毕业一年后，刘小小这样形容她现在的生活。
与杨晨和林浩一样，刘小小曾经是流动儿童，五六岁大就跟着父母从四川来了广东，一直在这里长大。刘小小跟杨晨是好闺蜜，两人在同一所学校，学同一个专业，毕业后各自在不同的地方，但仍然是亲密无间的好朋友。
刘小小毕业的这一年过得有些坎坷，找过三四份工作，都不顺利，“有的做了一个月，有的做了半个月”。与杨晨不同，毕业前的实习已经消磨掉了刘小小对于珠宝行业的兴趣，“我不像她们一样，觉得学了三年，就一定要干这个行业，我不喜欢这个行业，干了也没什么意思。”
确实，无论是杨晨现在做的收发员工作，还是刘小小实习时候做的配石工作，中职毕业的她们在珠宝行业可以找到的工作，多半枯燥重复又看不到什么前景。她毕业找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超市做收银员。初入职场的她并不知道收银的工作要求，她以为只是扫码后按程序收钱、出货就是，没有人告诉她，离开工作岗位的时候，她也是要负责“点钱”（核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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