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区招聘广告上的招工需求往往并没有写明应聘者需要何种教育程度，或者持有何种职业技能证书，或是相关工作经验，大多数的招聘广告往往只是要求“身体健康、吃苦耐劳、服从管理”。
这并非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却是市场经济逻辑下大机器生产的需要，因为机器相对于工人而言越来越精确、稳定和可靠，更重要的是机器不知疲倦，只要有动力就可以二十四小时不停歇，但人的工作精力却是有限的。
于是，当科学技术的发展为这样的生产模式服务，那么只会有越来越多的工人变成机器的附庸，来适应机器的节奏。杨晨和大多数她的中职同学们被输送到这样生产线上，他们的工作往往是为机器“喂料”或是“出料”。而他们之所以做这些重复、枯燥和低回报的工作，并不是由于他们“不学无术”，而是因为他们所学之“术”在绝大多数的工作岗位并不被需要。
学者杜连森在对一所职业技术学校做民族志研究时，发现了学生们相似的境遇。研究期间，他代课所在班级的29名学生学的是数控设备和维修专业，学生们想象自己所学的专业可以让他们在工厂成为“技术员”，参与编程、画图等相对复杂而有创造性的工作。但当他们进入“专业相关”的工厂，接受了四年多职业教育的学生们却只能做“削毛边”、“拧螺丝”这样的简单劳动[1]。
杜连森清醒地指出了劳动的“去技能化”与职业教育的“空洞”之间的关系，“工业企业更重视劳动者驯服的个性品质，技能教育的价值因此被削弱，职业学校的教育过程更加重视规训和管理而偏离实质内容”。
想回农村“躺平”，外面太累了林浩的童年在江西老家度过，初中的时候“叛逆”，被父母接到了身边，进了一家中职学校，学的是汽车维修与应用。在广东开一个塑料颗粒工厂的父母觉得这个专业能学到东西，好就业，将来还能自己出来单干。虽然林浩一开始对这个专业并没有什么兴趣，但毕业在这个行业待了三年，现在发现，“好像除了这个，别的也不会干”。
从实习到就业，林浩一直在做汽车维修，只是修不同的汽车，实习的时候修的是大货车，毕业后，在家里亲戚的介绍下，进了一家修车厂，修法系小轿车。这家小小的修车厂除了他，就是三个老板，“我是唯一的打工的”。
林浩对自己的第一份工作还算满意。2018年，他在这里的第一个月工资是1200元，公司包一顿午餐，早上八点四十上班，下午六点下班，每个月休息两天，虽然没有其他的加班，他一个月的工作时间超过了250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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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工作时间相对较长，这份工作还有许多问题，譬如，老板没有与他签订劳动合同，每个月的工资也都是通过微信转账。但他一直觉得老板很好，他觉得自己刚来的时候只是一个“学徒工”，很多东西都要一边学一边做，在这里上班，学得比在学校更多更好也更实用。
工作三个月，林浩算过了试用期，老板主动将他的工资加到了1500元。之后的两年里，老板陆续给他加工资，到了今年离职的时候，他的工资已经有3100元。他觉得在这里工作是自己“赚到了”，因为与老板的相处很愉快，老板没什么架子，与他好像“兄弟”一样。
不过，今年年初，他还是觉得要出去“闯一下”，因为“只在一家店里时间做久了，外面的情况在更新，我都接触不到，所以想多学一点人家的东西”。于是他在另一家汽车维修中心找到了第二份工作。这里的规模相对比较大，除了老板夫妇，还有六个正式员工，不过与上一份工作相同的是，这里也没有与他签订劳动合同，只是口头约定一个月底薪3500元，另外有饭补和房补，到手的工资有四千多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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