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少了一点钱，他们就骂我，就说你为什么没有点钱。但是我觉得，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走之前要点钱，我没有点，现在有问题了，就让我这个新人背锅。”不愿受这样的冤枉，刘小小做了两个星期就辞去了第一份工作。
后来，刘小小居住的工业区有电子厂招工。那是一家小型电子厂，招的是派遣工。招工的时候中介说得很好，一个小时工资十四元。刘小小在厂里每天早上八点钟上班直到晚上九点，除去午休一小时，上午和下午各休息十分钟，全天都在产线上，并且全周无休。
然而，最让刘小小不能接受的并不是这样的高强度劳动，而是产线上对新员工的欺压。“就像校园欺凌一样，新来的就得被欺负。厂里的工作是计时的，我是临时工，速度没有那么快，经常就被别人讲闲话，感受到浓浓的恶意。没有人会教你，也不会给你时间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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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刘小小的父母让她忍，告诉她“等你熬到老员工就也会欺负新员工的”，她不能认同，“我觉得很没有意思，干嘛要欺负新人？我很不喜欢。”于是，工作半个月的她再次辞职，但由于没有做满合同规定的时间，她被扣押了工资，14天每天12个小时的工作，原本应该拿到2300块，中介只给了她1000块。
离职后，她才知道，原本派遣工在工厂的工资是15元一个小时，中介做了阴阳合同，到她那里每小时被扣除了1块钱，再加上被扣押的工资，她感觉“厂里太黑了”，虽然她也知道可以去申请劳动仲裁，维护自己的权益，可是为了一千多块，还要四处去跑，“觉得不会很快解决，还可能没有结果”，她只好忍气吞声，但从此对“中介”和“进厂”都有了阴影。哪怕她现在没有收入，时常会被父母唠叨，心理压力也很大，但是一想到工厂里的欺凌和中介的压榨，她便下定决心再也不进厂了。
可是，疫情之下，除了工厂和类似外卖这样的平台工作，其他行业的工作机会其实并不丰富。她下载了各种招聘软件，根据自己的工作经历和兴趣，选择了烘焙类和收银相关的工作，也投了许多简历，但几个月下来都没有面试的机会。她也意识到，“现在很少地方愿意招新手，尤其像我这样完全不会的”。
对于未来该如何，她也很迷茫，虽然说自己不喜欢珠宝行业，但兜兜转转，她开始考虑是不是该去考一个本专业的高职……
刘小小毕业后的打工经验总是伴随着屈辱，这些来自老板、同事和中介的欺凌，在许多人看来已经成为“打工人”必然要承受的，仿佛从事一份辛苦的低收入工作就理所当然，连着自己的尊严也要被践踏。当她拒绝被这样践踏时，她面对的是一连几个月的失业。
事实上，对于职校生和社会上从事所谓“厌恶性”工作的工人的歧视是一以贯之的，在这个越来越弱肉强食的商品世界里，钱可以买到的不只是生活必需品、奢侈品，它还被期待可以买到人的才学、地位和尊严。
当这些职校学生的就业“钱”途暗淡，当他们被指责“不学无术”，没有从职业教育当中获得足够的“技能”时，是我们没有对这个社会整体的就业结构进行足够的反思，如同前文所说，无论是杨晨、林浩还是刘小小，他们缺少的并不是所谓“职业技能”，而是真正尊重他们的技能，让他们有发挥空间和提升空间的就业机会。
（文中杨晨、林浩、刘小小均为化名。）
注释：
[1]中国青年报.超六成受访职业院校学生毕业后不愿选择当“蓝领”.[2021-10-11]：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1/1011/c1004-322493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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