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确切地说，“阅读能力”不仅仅是指读得懂文字的字面意思，而更是指能对文本内容做寻根究底的理解，而提高这种意义上的文字理解能力，最好的途径是对文字运用能力进行训练。从这个角度说，“写作能力”的训练同时也是“阅读能力”的训练；“人皆可以为作者”时代在提出加强写作教育的紧迫任务的同时，也以一种特殊方式衔接上了以“人皆可以为读者”为基础的那种理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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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是靠口头语言，或者直接把口头语言转变为书面语言，我们还是无法表达复杂但重要的概念区分
新文学运动倡导的“文言合一”，极大地促进了印刷媒体时代的读者面的扩大，同时也促进了语言表达的反思性与公共性之间的正相关联系。但是，“文言合一”很可能造成把汉语口语当中相当突出的同音字词数量极多的现象，也带到书面语言当中。
概念要用字词表达，而不同概念通常是用不同字词表达的。在汉语当中，许多书面写法不同的字词，口语发音却完全相同。如何在用白话代替文言的同时避免降低汉语表达不同概念的能力，是白话文主张者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一个被公认为相当有效的办法，是用复音字词代替单音字词，但我觉得用了这个办法以后，写法不同但发音无别的字词还是数量太多，由此带来的表达概念的困难还不容忽视。比如，在政治、法律上特别重要的“权力”和“权利”、“法制”和“法治”这两对名词。每一对都包含了两个不同概念，两个概念区别甚大，其书面文字也完全不同，但他们的口头表达却完全一样。也就是说，如果只借助于口语来思考的话，很难建立起来概念区分的。把这样的口语转变为书面语言，结果就是无论在报刊杂志上，还是在电视屏幕上，该是“权利”地方写成了“权力”、该是“权力”的地方写成了“权利”的情况，或者该说“法治”的时候写成了“法制”、该说“法制”的时候写成了“法治”的情况，可以说比比皆是。
由此可见，如果只是靠口头语言，或者直接把口头语言转变为书面语言，我们还是无法表达复杂但重要的概念区分。由此又进一步可见，书面语言相对于口头语言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而写作教育通过让学生用书面语言提出问题、寻找答案、推敲论证、表达结论，从而接受用书面语言进行思维的训练，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要告诉学生，观点之有无固然重要，观点之真假也很重要，但观点之是否得到尽可能满意的论证，可能是更加重要的事情
中国大学写作教育的更重要任务，是通过写作训练，使学生建立或巩固一种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比较缺少的知识观念，也就是把知识看做是一种有根据的或经过辩护的真信念的观点。
知识与无知相对立，也与意见和信念相区别。从柏拉图经过康德一直到罗素，都把知识与意见和信念的区别建立在有没有根据、是不是经过论证这一点上。
如康德所说，意见在主观上和客观上都缺乏根据，信念在客观上缺乏根据，而知识则在主观上和客观上都具有根据。罗素更是明确地指出：“知识是真信念的一个子集：每一例知识都是真信念的一例，但反之并不然。很容易举出一些并非知识的真信念的例子。有一个人看了一眼一只已经停了的时钟，尽管他认为它还没有停，而他看那时钟的时候，碰巧是那时钟指示正确时间的那一刻；关于那天那时，这人拥有了真信念，但并不能说他拥有了知识。”
当然，罗素在说完上面那段话以后，就马上指出这种观点并非没有毛病；罗素的意思与后来美国哲学家艾德蒙德·盖提尔提出的问题意思差不多，都是觉得那种把知识看做是经过论证的真信念的知识观（所谓JTB知识观），并没有说清楚什么是知识的充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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