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恩被引渡的可能性有多大?

日本汽车产业曾经的“救世主”,暂时在黎巴嫩落脚的前日产-雷诺-三菱联盟董事长戈恩(Carlos Ghosn),1月中旬后,虽然遭遇了黎巴嫩当局的旅行禁令,暂时无法离开黎巴嫩,但他仍在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向全球发声,他初到黎巴嫩时的第一次采访人员会就已充分展示了这位逃亡中的汽车业巨子的杀伤力 。
戈恩在1月8日抵达黎巴嫩后的采访人员会上发表的东西仍相当克制,但他披露的有限的内容还是让东京为之震动 。
为了应对戈恩的采访人员会,日本法务省在9日之内接连开了两场采访人员会,用以强调对方的指责是不实的 。
已经订立攻守同盟的日本政商界和欧盟各方在特定产业问题上仍旧勾心斗角,戈恩在2018年的被抓捕证明了这一点 。
日本、法国等在汽车产业问题上并非完全一致对外,双方在具体利益纠纷问题上,有着你死我活的对峙 。
但这场采访人员会终究是有价值的 。到1月9日,从日本法务省、检察机关到日产公司乃至日本媒体的各路人士都出面批评戈恩“虚张声势” 。
《福布斯日本》杂志还借戈恩生父走私、杀人、越狱的历史,指桑骂槐了一番 。总的来说,这种气急败坏的态度,恰恰可以证明戈恩的逃亡,已经把被威权主义包裹、总是带着神秘的微笑的日本政商人士丢进了绊索密布的荆棘丛,日本政商界的体面,也在撕下伪装后荡然无存 。
日本官商勾结的证据链条戈恩的采访人员会不仅仅是“否认指控”、“解释行为”这么简单,它正在展示日本官商勾结、充满陷阱的一面 。尽管戈恩本人宣称“为了黎巴嫩政府和人民的利益”,不宣布日本政界涉事官员的具体姓名,只公布了他爆料的6名涉案的日产公司高级职员,即日产首席执行官(CEO)西川广人、非执行董事丰田正和、负责与政府对接的前执行副总裁川口均、负责法务的执行董事哈里·纳达、监事今津英敏和三菱公司的秘书室长大沼敏明 。
根据采访人员会的内容,戈恩认为此案西川和丰田谋划下的“政变”,就是这两人为首的日产高管拿定了阻止雷诺与日产合并的方案 。而日本的检察官、企业也与之沆瀣一气 。
【戈恩被引渡的可能性有多大?】
这一点和此前外界了解到的细节形成了吻合:日产公司正是为避免日产、雷诺两社的合并,先在2017年4月撤销戈恩的总裁(会长)与CEO一职,后在2018年11月报案将其拘押 。而丰田正和的“下凡”官僚身份,更让外界确认了日本政界在这场风波中的尴尬角色 。
日本的政企联合,以及“下凡”官僚问题“下凡”在日本特指高级官僚退休离职后,进入原部门管辖下的关联企业、独立行政法人、国立大学等机构,取得高级职位 。“下凡”官僚可以取得高额报酬,相关企业也能借此于政商两界收获广泛人脉 。而“下凡”官僚最常见的企业职务,恰恰也正是“非执行董事” 。
日产公司提供的人物履历也证明了这一点:非执行董事丰田正和自从1973年东京大学毕业进入通商产业省之后,就在通产省担任了三十年职业官僚,并在2008年进入内阁官房,于任上退休 。此后便以“下凡”官僚身份活跃于村田、佳能等企业,并在2018年6月进入日产 。
此外,当戈恩专门在他的名单中谈及了西川、丰田正和以及川口、纳达、今津和大沼6人时,外界更能从他的名单中发现一条清晰的“作案”轨迹 。
日本财经界在2018年12月后大都知道,戈恩被捕是东京地方检察厅特别搜查部对今津、川口、纳达三人展开“机密调查”,又从大沼处取得企业秘密情报的结果 。纳达在2019年10月还因为牵涉“薪酬丑闻”,还被迫与日本检方达成了辩诉交易协议,就“戈恩涉嫌金融犯罪”一案与检方进行合作 。
加之在2019年11月后还有消息称大沼和纳达也曾在戈恩于2018年被逮前,以辩诉交易方式向日本检方提交材料,因此,戈恩的发言,已经撕开了日本政界介入日产内斗一案的经纬 。
人质司法的日本陷阱资料显示,直接干预此案的东京地方检察厅与警察机构还在此后的五个月里以“违反金融投资法”、“谎报薪酬”等名义对戈恩采取循环调查、拘留、逮捕(即“再逮捕”)流程,将其扣押一百多天 。东京地方检察厅的检察官强烈反对过戈恩的保释,并在法院通过保释许可后的一个月将其再次逮捕 。
戈恩的妻子卡罗尔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出席了其丈夫的新闻发布会 。也就在1月8日,东京方面也已经对其发出了拘捕令 。

戈恩一度曾寄希望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2019年4月时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官房长菅义伟等人的接触,以法、日间的外交手段解决自身的困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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