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间 ， 虽然大学生招生人数剧增 ， 科研经费支出仍有所增加 。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 ， 高校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的研究人员 ， 并建立了众多科学技术实验室 。 为了防止已经积累起来的丰富人才资源及其能力退回到战前水平导致的人才浪费 ， 高校纷纷向联邦政府寻求持续支持 。 政府方面不断重申高校是科学研究的有力依托 ， 并对此深信不疑 。 例如 ， 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主任凡尼佛·布什在战争期间向罗斯福总统提交了一份报告；杜鲁门总统执政期间通过减少建立政府实验室的数量 ， 建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 。
预算局向艾森豪威尔总统提交的一份报告 ， 坚附持认为科学研究与发展应借助于私营机构 ， 而非联邦机构；向肯尼战迪总统提交的一份专题报告认为 ， 政府应继续依靠私营机构 ， 开展科学技术工作 。 因此 ， 政府不断将其科学研究和发展工作从国家实验室对外发包 ， 而大部分发包项目均为高校所承接 。 1950年至1970年间 ， 科学研究经费的增加非常明显 。 1950年 ， 国家科学基金会建立 ， 众高校位列董事会 。 基金会1952年拨款仅为350万美元 ， 但随着基金会稳步发展 ， 1958年拨款7500万美元 ， 用作研究补助金和毕业生及研究生奖学金 。
国家航空航天局自1958年建立之初 ， 便为学术研究提供经费资助 。 1964年 ， 投入到学术研究的联邦基金总额超过125亿美元 。 多数资金用于基础研究 。 将近60%的联邦资助资金来源于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家卫生研究院 ， 这些机构一般不直接管理研究项目 ， 而是为研究机构提供资助 ， 并允许它们发展自己的研究项目 。 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 ， 由于联邦政府不再盲目地资助高等教育 ， 转而资助那些能够解决特定问题的研究 ， 因此应用研究被列入国家科学基金会研究项目 。
1946年建立了能够将联邦资助引入不同研究领域的其他机构 ， 包括国家心理卫生研究所、美国海军研究署和原子能委员会 。 截至1950年 ， 原子能委员会投入将近1亿美元用于研究 。 大学也向与冷战有关的机构递送科研项目计划 。 空军与50所科研机构签订了合约 。 1950年 ， 联邦政府提供了总额达1400亿美元的科研资助 ， 大部分研究项目与提高作战能力有关 ， 大学承担了其中的大部分研究项目 ， 大学教师从中获得了大量版的经费开展自己的研究 。
随着冷战的延续 ， 联邦机构对高校研究的拨款逐年增加 ， 除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有所减少 。 美国致力于开发新型武器 ， 联邦政前府通过雄心勃勃的大学教授 ， 将大量的联邦经费输送到大学 。 冷祭战的胜利从来不是依靠维持一支庞大的常备军或储备常规武器 ， 而是依靠新发明和新技术、导弹发射的最佳方式、高威力原子弹、新型潜艇和飞机以及能够命中目标的武器 。 技术革新依赖于科学技术和大量的实验室投资 ， 而大学则处于卖方市场的地位 。
国家卫生研究院作为联邦政府对科学研究进行资助的主要渠道 ， 引领了科学研究向以问题为目的研究的转变 。 国家科学基金会通常赞助自然科学研究 ， 而国家卫生研究院则主要致力于生物医学研究 。 资金源源不断地投入到国家卫生研究院 ， 希望其所资助的研究能够最终解决各种卫生问题 。 国家卫生研究院1954年的拨款超过7000万美元 ， 1956年增至9800万美元 。 盖格预计 ， “国立卫生研究院未来五年的年均预算增长量为9600万美元 ， 而未来六年平均增长量为156亿美元” 。
截至1960年 ， 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学术研究资助超过国防部 ， 1965年比国家科学基金会多3倍 。 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资金用于许多的医疗和生物科学项目：配套资金用作卫生研究设施基建费用、资助卫生领域的研究生和博士后 ， 以及用作科研补助金 。 1967年科研补助金占国家卫生研究院拨款的一半 。 医学教育普遍受益 。 全国所有的医学院每年从国家卫生研究院获得的资助至少为100万美元 。 盖格的一系列著作堪称研究联邦政府资助学术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 ， 阐述了联邦基金如何改变了大学生领域和其他研究领域的面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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